李渊其志不在小，他决不满足于做突厥人的傀儡皇帝，而是想开天辟地，做天下真正的主人。
他也是具备雄才大略的一流政治家。
如果做了突厥的儿皇帝，那他即使入主关中，也依然不过是突厥的一只走狗，而走狗，从来都不可能开创自己的时代。
于是，李渊断然拒绝了突厥让他成为突厥治下可汗的要求。
突厥退而求其次。
他们要求李渊和隋朝划清界限，另立山头，扛起旗帜，自己称帝，
这似乎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现在隋朝已是日薄西山，各地称王称帝的豪强，所在多有，如果不把名头叫响一些，在各路反王中都不好意思抬头。
李渊并没有被一时的利益蒙蔽双眼，虽然称帝，是他起兵的目的，但现在却并不是个合适的时机。
他展示出高超的政治头脑，李渊先抛出了一个方案，以试探突厥人的底线。
他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杨广），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杨坚）之时，岂非好事。”
迎立杨广，当然绝不可行，在兵围雁门之后，突厥已和杨广成为死敌。
突厥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们在回信明确反对迎立杨广，“天将以太原与唐公（李渊），必当平定天下。……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
然后，突厥人开宗明义，提出自己的观点，“隋主（杨广）为人，我所知悉。若迎来也，即忌唐公，于我此时此刻怨，决相诛伐。唐公以此唤我，我不能去。唐公自做天子，我则从之。”
突厥人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只要李渊同意他们的条件，他们会提供给李渊最急需的战略物资——战马，这是建立一支快速机动的骑兵部队的基础。
而骑兵，决定一支部队能够达到的高度。
李渊当然想当天子，这是他造反的终极目的，但现在却不是时候。
李家位居关陇集团的重要位置，本身是北周“八大柱国”，累世身居高位，非常清楚政治的精义，现在称王称帝，会浪费掉自身最大的本钱。
李渊，他是旧隋官僚体系和当今社会民众的希望，他不象绝大部分隋末的反抗者，仅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
李渊想进入关中，如果要从政治上得到旧隋官僚体系中的拥护，就需要设立一个缓冲地带，给他们以足够的尊严和希望，还有尊重。
这个希望，远胜于百万雄兵。
所以，他绝不能让自己的在这个集团中的人设倒塌。
于是，李渊给自己先立一个牌坊。
他做了一个政治上正确的表态，李渊义正辞严地拒绝道：“孤为人臣，须尽节。……长恶无君，可谓乱阶之人，非复尊隋之事。”
但世上之事，开弓没有回头箭。
李渊私蓦的兴国寺兵，是思乱之兵，李渊容纳的旧隋之将，是已自绝于旧时代的将。
兵将们一时群情鼎沸，公开宣扬说：“公若更不从突厥之言，我亦不能从公。”
而推动李渊造反的谋主裴寂和刘文静也在一边煽风点火，催促李渊答应突厥的要求。
他们的理由切中实要，他们推诚布公地对李渊说道：“（裴）寂等心以事公，不敢拘于小节，且今士卒以集，所乏者马，蕃（突厥）人未是急需，胡马待之如渴。如更迟留，恐其有悔。”
李渊展示了圆熟的驭人之道，他稳坐钓鱼台，好整以暇。
他在等待那一刻，上下统一思想，士心达到顶点。
所以，李渊的态度有微妙的转变，他的语气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当他第一次听到兴国寺兵的逆反之言时，他并没有治他们的罪，但却显得非常生气。
他义正辞严地说道：“公等并是隋臣，方来共事，以此（自立为皇帝）劝孤，臣节安在！”
但当他听到裴寂和刘文静的肺腑之言时，便不咸不淡地说：“事不师古，鲜能克成。诸贤更宜三思，以谋其次。”
其实，对于如何“谋其次”，李渊心中早就有了定计。
他只是想看看跟随他的部下的决心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在等二个人的到来。
那是他的大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
他们当时远在关中和河东，虽然李渊早有谋反的计划，让他们逃归太原，但他想看看天命，是不是真的在他李氏一族，是不是真的应验在他李渊身上。
李建成和李元吉，有惊无险，姗姗来迟。
该来的终于来了。
李渊大喜，造反这种灭身亡族的大逆之举，风险当然非常大，现在最重要的二个儿子，安然无恙回到自己身边，可谓是天意遂人事，前程可期。
至于其余的亲族，实际上他也没办法一一照顾，他们只能自求多福了。
事实上，当李渊起兵之后，他的三代亲族，很多人被隋朝官吏捕杀，其中李渊的第五个儿子李智云，因为年纪幼小，当李建成逃归太原时，没办法带上他一起上路，被隋吏逮捕，送至长安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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