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反叛，必然和杨勇杨秀的结果一样。
反叛，似乎有另一种可能。
反叛似乎是必须的，但清醒而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杨谅的起兵，必然失败。
杨谅的司马皇甫诞直言进谏，认为不应该起兵，但杨谅已是箭在弦上，不可不发。
皇甫诞知道多说无益，他也只能尽天命，听人事。
皇甫诞流着泪说：“窃料大王兵资非京师之敌，加以君臣位定，逆顺势殊，士马虽精，难以取胜。”
然后，他点出无法承受失败的后果。
皇甫诞接着说道：“一旦身陷叛逆，絓于刑书，虽欲为布衣，不可得也。”
杨谅见皇甫诞不但不支持自己，还说出如此丧气之话，不由大怒，就将其投入狱中，等待秋后再仔细算帐。
杨谅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开局。
王頍作为其主要的谋士，献上了高明的战略，他认为做事最重要的是名正则言顺，先要明确起兵的目的，要打出一面鲜亮的旗帜。
王頍对杨谅献上了二策，一是占据京城大兴，自己当皇帝，“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则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次一等的战略目的，“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
以当日事势而言，此二者都足以和杨广争一日之长短。
杨谅显然缺少决断力，他犹豫不决，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案。
他兼收并蓄，同时重用这两个阵营之士。
并且，在起兵的目的上，杨谅也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说了一句话，”杨素反，将诛之。“
因则，杨谅向天下公布的起兵目的，竟然只是诛杨素，清君侧。
这是更次一级的战略了。
从这点就足以看出，杨谅有造反之心，却无造反之志，更无造反之才。
杨谅根本就不是一个造反的料。
他没有直接反对杨广，也许杨谅的造反，只是自保，表面上好象给自己留了后路。
却不知造反之道，从古至今，成王败寇，从来就没有回头之路可以走。
以诛杨素，清君侧的口号起兵，就让将士无必死之心，也无赴死之志，根本就没有可以预见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荣誉或者实利，可以去争取。
杨谅还未开战，就已经失败了一半。
他接着又犯了一个错误。
在具体的行军计划上，裴文安贡献了最佳的方略，他的方案总结为八个字，“四处略地，直捣关中。”
这个策略最重要的核心，在于后四个字，那就是趁乱抢渡黄河，顿兵大兴城下，实施斩首行动。
裴文安胆气俱壮地表示，“文安请为前锋，王以大军继后，风行雷击，顿于霸上。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京城震扰，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离骇，我陈兵号令，谁敢不从！旬日之间，事可定矣。”
这是上策，杨谅此次起兵并没有成功。
但十几年后，李渊却几乎是完全遵照裴文安的方略，从太原出发，沿汾河谷地，抢渡黄河，直下长安，创立唐朝。
杨谅正式起兵，势如破竹，黄河在望，关中在望。
黄河边上重镇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老城）的易手，是杨谅军事行动的高光时刻。
他亲自挑选了几百精锐，假扮成行宫的宫人，回归京城，竟然一路无惊无险，混入城中。
杨谅毕竟在山西之地，久作经营，蒲州的豪杰们，也在内响应，因而，这座被杨广寄予厚望的黄河东边的重镇，也是京城力量的最大的据点，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杨谅控制住。
形势一片大好，只要再乘胜渡过黄河，就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关中平原，而京城大兴，就暴露在杨谅的兵锋之下。
但战事却发生了吊诡的转变。
在裴文安即将渡过黄河之际，杨谅忽然一道急令，停止过河，并斩断河桥之索，召还裴文安。
裴文安心中无限悲苦，他看着滚滚而去的黄河之水，看着那咫尺天涯的，黄河对岸的关中沃土。
他知道，那是他这一辈子再也无法企及的梦想。
这也是杨谅一辈子无法企及的梦想。
裴文安对杨谅留下了一句充满哀怨的质问，他长叹道：”兵机诡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计成，大事去矣。”
杨谅沉默，无言以对。
他从一往无前的进攻态势，忽然转入守势。
这应该是杨谅的内部出现了战略分歧。
杨谅的态势，重新回到了王頍最开始的战略选择。
到底是进入关中，推翻杨广，据有天下；还是割据山东旧齐之地，称王称霸。
这二种选择，二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事实上，杨谅反复退缩的军事行动，葬送了自己大好的优胜局面，给了杨广从容布置的时间。
守，是守不住的。
不进则退，一退就无死所，乃是自然之理。
杨谅本身并非拥有强不可摧的坚强堡垒，他最大和最好的机会，就是出其不意，速战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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