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运气不好。
他们本来就处于衰弱期，更不幸的是，他们碰上了如日中天的隋朝。
此消彼长，上天已注定了盛衰成败，国运存继之理。
隋突之战，事关国运。
出将入相，安危系于一心，隋朝二大宰相，高颎和杨素，亲自率军出征。
他们每个人单独率领一支方面军，正面硬刚突厥主力，寻找决战的时机。
这种勇气，这种实力，这种军事的布局，实在是汉人王朝的巅峰。
杨素成为西突厥达头可汗的苦主。
他是一个真正的战争奇才，杨素想用突厥擅长的方式击败突厥。
他一改中原王朝对付突厥的旧有战法，传统的军事理论强调，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因为，突厥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让中原诸将吃过无数次苦头。
中原农耕文明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最大的弱点是，即使可以战胜突厥的骑兵，也因为突厥人的来去如风，散而复聚，小胜而无法真正击溃突厥的主力骑兵。
但如果遭遇了失败，就会非常凄惨。
只要步兵的阵型被冲散，就会成为一面倒的战争，或者说是屠杀。
在突厥人骑兵的机动性面前，溃散而各自为战的步兵，是移动的活靶子。
于是，为了先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建立可以打持久战的阵地。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军打仗的战法。
第一步是先立阵，安营扎寨，以戎车和步骑互相参杂，阵外用鹿角设置拒马阵。
第二步，就是让自己的骑兵驻于阵内，这样就可以减缓和削弱突厥骑兵的冲击力。
但事物也是两面性的，这样做，同时也限制了己方骑兵的机动性。
所以，中原王朝对突厥的战斗，即使战胜，也很难对突厥的骑兵形成歼灭性的打击。
因为，突厥骑兵一看势头不对，就可以风一般地撤退，从而将人员的损失降到最低。
但杨素就是杨素，他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
杨素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将领，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当杨素和西突厥达头可汗的骑兵相遇时，他观察到对方兵骄将惰，颇有轻视隋朝军队之心。
骄兵必败，杨素觉得情势可用，大有可为。
他准备以一场彻底的胜利，肃清为患中原北境的突厥骑兵。
杨素对部下说道：“（结阵）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胜也。”
他接着下了命令，不设防守阵型，骑兵居前，步兵居后，他要和达头硬碰硬，直接决战。
这是不留后路的绝决的做法。
达头可汗看到隋军的行动，迷惑之余，大喜过望。
他觉得对面的隋军将领肯定是好大喜功，不知天高地厚之辈，竟然敢在正面战场之上，要和自己较量骑兵的实力。
但他却不知道，他对面站立着的是杨素，是中国历史之上独此一份的杨素。
杨素治下的军队，是亡命之军，一上战场，他们将会把自己和对方的性命，视若无物。
多年征战，杨素核心军队的战斗力和意志都处于满格的顶峰状态。
这是一支连地狱之师都会退避三舍的军队。
何况是区区达头。
他的军队，虽然战术素养和单兵作战能力与世无双，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突厥的领土面积过大，加上突厥立国时间太短，人口总量和战士数量并不占优势。
他们只能实行，非常松散的统治，很多偏远地区甚至只是羁糜，是名义上的臣属。
加上突厥族内，种群过多过杂，很难形成坚强的战斗意志，一切都以自身利益的多寡，去决定对战斗的投入度。
顺利时，势不可挡，但形势稍有不利，就可能逃跑得比谁都快。
但这种不利，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忽略，因为，和突厥为敌的军队，大体上，都撑不过他们开场的三板斧。
达头看到杨素撤去防护，无论如何，对于战争，都是最好的消息。
在大草原上，突厥的精骑，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对手，他们也可以摧毁对面任何的力量。
达头下马，仰天而拜，大声欢呼，“天赐我也。”
他对面的杨素，或者也在重复同一句话，天赐我也。
达头可法集中了十多万兵马，这是他所有的力量，这一战他要摧毁对手，获得全胜。
可是，这一战之后，他再也回不去西突厥了，他统一东西突厥的梦想也会随风而去。
达头可汗，他也将永远地留在东突厥的领土上。
达头仗着绝对的力量，心存骄敌之心，上行下效，全军上下，都心存侥幸，以为胜利会来得非常容易，因而，行军之阵便不再象平时那么严整。
同时，战斗的意志，也随之出现了不该有的松懈。
临战无必死之志，无必胜之意，这是大忌。
何况，他的对面，是杨素这个大杀神。
杨素麾下，集中了北周，北齐，江南三地的精锐，实在是人才济济，兵强将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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