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高居朝堂之上，对于局势心若洞明。
他正在权衡的当口，何妥的奏章就如雪中送炭般地，飞到他的案几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隋朝官场之上，选官任官，也出现了一些和立国刚开始时，不同的风气。
在苏威的支持和倡议之下，盛行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抬头的趋势。
这种以门弟和出身，来决定官职大小和职位清浊的方式，和隋初选官任官，不分清浊，唯才是举，颇相抵触，可谓是开了历史的倒车。
最重要的是，这让杨坚隐隐感觉到了一种不安。
他担心门阀的重新兴盛，会对皇权形成天然的威胁，又会走上君主和几大世家大族共治共享天下的老路，与他想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
政策和风向的转变，都来自于权力角逐中，力量的对比。
杨坚认为，他的中央核心决策层，需要做一个调整。
杨坚决定追究这次的朋党案。
证据明显而充足，处罚也是严厉而迅速。
苏威被免去官爵，受到牵连，得罪的官僚竟然达到一百多人。
杨坚一举二得，一是将帝国前行的车轮重新校正轨道，二是为杨素的入阁，腾出了位置。
于是，杨素将开启属于他的时代。
他进入隋朝最中枢的决策层，从此，他和高颎并列于这个时代的最高层，直至他在杨广夺宗的事件中，打垮高颎，其个人的权势达到人生的巅峰。
对于此次的朋党案，杨坚心中有如明镜，他对朝臣说：“苏威德行者，但为人所误耳尔。”
杨坚不为己甚，他还需要苏威这个政坛的吉祥物，也是官员们心中的明灯。
杨坚下令让苏威通籍，可以参与朝会，以保留他在政府之中的部分影响力。
苏威朋党之案，牵涉虽广，但修乐一事，也在如期进行。
朝廷多事，修乐也无法独善其身，掺杂了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因而，距离真正的音乐，或者也有所背离。
隋朝正乐，第二次大定之日，就被当世的大乐师万宝常所不齿。
当年何妥投机取巧，说服杨坚只取黄钟一调时，万宝常从纯粹声乐角度下了一个断言：“此亡国之音也。”
但他虽然妙通音律，但却人微言轻，被朝廷选择性无视了。
而当第二次隋乐大成之时，万宝常听到太常寺演奏选定的正音，更是泫然泣下，悲痛地说：“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矣。”
音乐或者真的代表国运。
当时隋朝如日中天，四海安宁，万事蒸蒸日上，已达全盛之境。
但万宝常虽有盛世危言，当世并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意一个天生卑贱，人微言轻乐工的肺腑之言。
但他们却不知道，短短二十多年后，隋朝就快速败亡。
一代音乐奇才万宝常，最后因为家贫，竟然被活活饿死。
临死之际，万宝常将自己毕生所学，加上一生所藏之书，付之一炬，并且痛心疾首地说：“用此何为！”
万一、如果、假设万宝常能在隋朝谋得一官半职，隋朝能启用万宝常修定乐声。
或者隋朝的正乐，又或者隋国祚，就另有一番微妙的天地。
但世上之事，哪里有如果二字。
万宝常不过是杨坚不重才学的牺牲品之一，此次朋党之案，苏威实际上成了最大的失意者。
但隋朝还有一个更大的失意落寞者，他就是贺若弼。
在平陈一役中，他以八千甲士，一战而击溃陈国十万主力精锐，陈国的一战败光家底，迅速崩溃。
这种不世之功，可谓是古之良将也不能超过。
于是，他自以为功名天下第一，每以宰相自许。
但他自视过高，不通进退之道，口不择言之下，已犯众怒。
贺若弼将会自受其咎，这是他的宿命。
当年，他的父亲贺若敦曾经在临死前，用锥子刺破他舌尖，鲜血淋漓之际，他父亲对他说出最后的告诫：“吾以舌死，汝不可不知。”
当年贺若敦因为自己军功卓然，同侪早都是大将军，但自己功名卓越，反倒屈居人下。
贺若敦难免口出怨言，最终被北周第一权臣宇文护赐死。
所以，他临终用刺舌出血这种极端的行为，告诫贺若弼一定要谨言慎行。
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宿命。
贺若弼自以为功勋冠天下，但自己屈居杨素，高颎之下，心中颇有不平。
但他却并不谙政治，他轻易就被杨坚免官，成为了牺牲品。
贺若弼不但未捞到宰相的职位，反倒丢掉自己的官职，这更加让他愤愤不平。
于是，怨言传到了杨坚的耳中。
杨坚的处理非常干脆。
他将贺若弼投入狱中，对他说：“我以高颎，杨素为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唯堪啖饭而已，是何意也?”
其实从这一句问话，就可以看出，口无遮拦，无所顾忌的贺若弼，既无宰相之才，也无宰相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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