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行为，强抢了江南豪强们的奶酪。
最后，杨坚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机械式的，强制型思想灌输方式。
杨坚以忠孝立国，苏威将它总结成五教，即儒家所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五孝本身充满正能量，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之术。
苏威将家和国混为一体，以小家的孝，引至大家，也就是国家层面的忠，导孝为忠。
全社会，每个人，都为忠臣孝子，自然有利于统治。
苏威将五孝的内容具体化和细节化，命令江南父老，民无长幼，全部背得滚瓜烂熟。
这种高压式，教条式管理，搞得民怨沸腾。
江南已经处于火山口。
杨坚的江南政策，太过激切，推进的方式，也存在很大的想当然，这引起了江南社会的反抗。
但直接引发大规模叛乱的原因，却来自于一个，可能是真实的谣言。
江南富庶之地，民间传言，隋朝会把当地土着大姓，分批全部迁往关中。
这在当时，是一条谣言，但也可能成为既成的事实。
在历史上，为达到彻底的征服，迁徙战败国的原住民至偏远之地，是一种惯例。
与其重新让他们接受新的思想，不如空出土地，重新培养一批新的听命的民众。
新韮菜总是容易收割一些。
这种治理风险，也要小得很多。
当年隋朝在攻占梁国的江陵之后，一次性就迁徙了十来万军民，北上进入关中。
而在不久之前，杨坚就已经征发了陈国整个朝廷的精英们北上。
当尘埃落定之时，第二批次，再征发江南社会的核心力量，也是可能的，潜在的反抗力量，这是可以想见的合理政策。
既具备现实性，也具备可能性。
而杨坚在平陈之后的政策，已经足以让人判断出，他对于潜在的反抗力量，已经开始着力压制削弱。
比如，杨坚发布了一道诏令，在平陈之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
天下太平之后，杨坚在诏令之中，让人弃武从文。
“武力之子，俱可学经；民间甲仗，悉皆除毁。”
而于江南之地，杨坚特别发布了一条“禁江南造大船诏”令。
杨坚写道，“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显然，杨坚在有计划，分步骤地消除社会上不稳定和反抗的力量。
那么，征发江南的豪族入关，完全是可能的。
第一批入关，有一个叫韦鼎的官僚，就很有代表性。
他曾经出使北周，一见杨坚之后，大为倾心，并且，他做了一个预言。
他当着杨坚的面说：“公（杨坚）当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于公。”
韦鼎并不只是说说，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杨坚登基之后的第九个年头，发动了平陈之战，但韦鼎很早就开始变卖田宅，为北上做准备。
当同朝为官的毛彪问他原因时，他毫不掩饰地说：“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
可见，一旦北上，再无南返之日。
但是，人离乡贱。
江南之人，故土情结非常浓厚，在面临这种可能的生死存亡面前，他们选择相信谣言，并且反抗。
毫无疑问，顺从则死，而反抗，则可能求生。
于是，江南复叛。
这是一场全民的，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叛乱行动。
当时江南在籍户口六十万，参与者竟达到三十万，这显然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字。
情况立即变得非常糟糕。
这些叛乱，虽然没有一个为首的统领，但规模却非常大，有些还自称皇帝，手下叛军，强者数万人，弱小者也有几千人。
反叛是暴力而血腥的。
他们拘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而食之，并且说：“更能使侬诵五教邪！”
这是必须要正面快速处理的急务。
杨坚一面反思战后江南政策的得失，一面派出了二个杨姓军政核心人物，再下江南。
这二个人，一明一暗，一软一硬。
一个是明面的杨素，需要以粗暴的武力，再平江南。
另一个人，却是杨坚的二儿子，上次平陈的统帅，晋王杨广，他将坐镇扬州，以一种全新的政策，治理江南。
二个杨郎，再下江南，他们将决定江南的命运。
江南，也即将开创它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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