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件事情，其实是一体二面，既要摧毁旧世界，又要建设新政权。
隋朝号称仁义之师，南渡长江，解民于倒悬。
毫无疑问，需要清除旧世界中，民怨沸腾的几大奸臣。
这主要集中于陈朝的核心高层。
一是作威作福，祸国殃民的施文庆。
第二类官吏。
那当然是给陈后主捞钱，供其挥霍无度的几大酷吏。
晋王杨广的清洗计划，非常有节制。
这是一种非常小范围的必要清洗，既可以收拢民心，也可以最大限度地，稳定陈国朝野对新朝的信心。
如果实行大规模的清洗，在隋军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局势将可能走向无法预知和控制的方向。
上兵伐谋，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利益，从来都是高层的政治智慧。
晋王杨广虽然年轻，并没有更多的深谋远虑，但他背后，有老于政道和治道的高颎。
这个有限度的清洗计划，展现了极高的行政和谋略水平。
杨广做的第二件事情，更是攻灭一国所必须进行的标准程式。
陈国一向自诩为汉族文化正朔，认为北方的周朝和隋朝不过是化外之民，只是武力蛮夫而已。
晋王杨广下令，收集书籍图箓，封存府库，资财一无所取。
这显然是上国风范，表明了隋朝统治者，对陈国原有体系，某种程度的接受或是承认。
即使这种承认并不是长期，但也足够赢得江南士心。
晋王杨广的这些举措，为他快速赢得江南政坛和朝野的某种认可。
他们觉得，这个外来的征服者，并非是想象中的蛮夷，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考虑，在将来的新政权中，如何去占得一席之地。
这就是民心。
这种朝野间的期盼，对杨广未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杨广登基之前，他最辉煌和最为人称道的政绩，就是治理江南。
一个江南，就是一个世界。
在他登基称帝之后，他的政府中很多高层，都是江南人士，这对于南北文化和文明的融合，是一种强有力，也是有利的推动。
杨广很快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
清理完陈国的敌对势力，杨广需要对自己内部的将领下手。
他必须囚禁二个人。
这二个人都是隋朝平定江南的功臣，但于情于理，杨广需要将他们下狱，以等待杨坚的指示。
第一个撞到枪口之上的人，是大将贺若弼。
杨广的理由非常充足，贺若弼违抗军令，为了抢功，单独和陈国，先期决战。
有令不行，擅作主张，这是重罪。
因为在合围建康的原定计划中，贺若弼的军队，只不过是前锋部队。
杨广和高颎从来没有计划，更没有允许过，贺若弼以八千甲士，正面硬撼陈国的主力，并占领建康。
前锋就只是尖兵的作用，是搅局者，不能成为决定者。
其实当日情势，也是险到了极点。
如果贺若弼不是天纵之才，天才般地找到孔范这个突破口，他的八千甲士，恐怕在白土冈一战中，早就全军覆没。
引起的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隋朝此次南征，大概率会无疾而终，再一次卷土重来，就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但这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竟然被贺若弼奇迹般地完成了。
虽然是大功，但违抗军令，同样也是重罪。
有罪必罚，贺若弼被投进狱中。
另外一个人，却是来自于韩擒虎五百死士的将领，他叫王颁。
王颁进入建康城之后，连夜掘开陈朝开国帝王，陈霸先的坟墓，焚其骨而饮其灰。
这一样是大罪。
杀父夺妻，自古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何况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再去挫骨扬灰，必然不为社会和道德所容。
这和隋朝的仁义之师，也和杨坚以仁孝治天下的理念不相符合。
何况，现在江左虽定，但江南未稳，隋朝需要维持一个更道德的大国形象。
即使在天明时分，王颁自己捆绑自己，向晋王杨广请罪。
也无法逃脱罪责，杨广依律将他囚禁。
他们都在等待大兴城中，那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指令。
王颁是真正的死士。
韩擒虎这只部队之所以叫做敢死之队，相当大的原因来自于王颁。
他是王僧辩之子，王僧辩和陈国开国之君，陈武帝陈霸先，结下了兄弟之情，同样也结下了解不开的死仇。
当年，王僧辩平侯景之乱，对于梁朝有再造之功，在战斗中，他和陈霸先英雄相惜，结成儿女亲家。
虽然这桩婚事，因为王僧辩母亲的过世而拖延未办，但王僧辩对陈霸先推以赤心，肝胆相照。
他们之间融洽的关系，被传为当世佳话。
一切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陈霸先并不这么想。
当时，江南的历任朝廷，已经形成一种军人政治，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谁就能化家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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