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8年3月，杨坚向全天下发出诏书，正式伐陈。
按照惯例，先讲述陈后主的罪恶。
杨在诏书中写道：“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自古昏乱，罕或能比。”
在诏书的结尾，杨坚霸气宣称，“（南征）在斯一举，永清吴越。”
在做这些表面工作的同时，杨坚在陈后主的统治区域，实行攻心之术。
杨坚搞了一波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
他历数陈后主“二十恶”，并盖上隋朝的玺印，总计写了三十万份。
杨坚派遣间谍，广泛散发到陈国的后方，他要让南方的汉人们知道，三百年以来，北方的汉人中原王朝，没有忘记他们。
南北统一，重回母亲的怀抱，就在翘首可盼之间。
那些南渡的北人，远离故土的流民，有望北归他们日夜梦寐以求的故乡。
南渡之后，必然北归，这是历史的大势所然。
那些江南的土着，也可以见证一个强盛的统一王朝。
秦汉余风，魏晋风流，终归一统。
汉人，将再一次鼎立于天地之间。
攻心为上，可以不战而下之。
这是一种高明的战略，可以达到分化和弱化，陈国朝野抵抗的决心和意志力，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战局的发展来看，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在平陈的战术上，杨坚也做了非常高明的规划。
大体而言，杨坚定的平陈之策，可以简单概括为十二个字：“兵分三道，中西（道）牵制，东面合围”。
这个策略主要来自于崔仲方的平陈之策。
崔仲方也是杨坚的同学，在隋初，杨坚的同学是一个高危的名称，杨坚称帝之后，他的很多同学都饱经政治和人身的打击。
崔仲方虽然也宦海几度沉浮，但终文帝炀帝二朝，却得善终。
因为他是当世战略大家，既明于治世，也精于保身。
当北周武帝之际，他献上“灭齐二十策”，武帝引为一时之奇。
杨坚矫诏辅政，成为北周丞相之时，他又连夜上书，建立新政权的“紧要十八事”，以助杨坚篡周立隋。
杨坚有平陈之志，崔仲方又密上破陈之策。
“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营渡计。（蜀汉二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
在指出，必须三分战线，各司其重。
崔仲方进一步预测了战争的进程，他的预测，成为直接的战役总的指导思想。
因为后来战事的进程，一如崔仲方所言。
核心在于将陈国分割成三条战线，让他们首尾难于兼顾，疲于应付。
他在平陈的奏疏中写道：“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
显然，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陈国小国寡民，兵弱将疲，顾此失彼，不过是待宰的羔羊而已。
三线之中，东面是重心，决战目标是合围陈国的都城建康城。
南征的行军元帅是杨坚的二儿子杨广。
大儿子杨勇当时是皇太子，按中国的传统礼仪，皇太子是国之重器，大隋帝国未来的接班人，需要留在京城大兴城，学习和协助杨坚处理政务，不能随军出战。
因而，最重要的集团军元帅之职，就落到了杨坚五个儿子之中，最长最贤的二儿子晋王杨广身上。
杨广虽然在诸王子之中，资历首屈一指，但他毕竟还不满二十岁。
杨广的主要任务，一是挂帅，二是历练，三是需要在陈国灭亡之后，要在南朝建立一个可靠的行政领导班子。
东线是战略重心，很自然地集中了隋国的绝大部分精锐。
然而，想要一个二十岁的皇子，去统帅九十个总管，五十一万精兵猛将，当然勉为其难。
实际的南征指挥者，就是当朝真宰相高颎，他做为晋王杨广的元帅府长史，实际上大权独览。
号称三军咨禀，都取决于高颎。
于是，东面集团军有名义上的元帅杨广和事实上的元帅高颎。
高颎把平陈的工作，完成地非常完美，甚至于在历史上，晋王杨广，被认为功居高颎之下。
这种二分结构和事实上的屈从地位，对于沽名钓誉，自认天下第一的杨广而言，当时虽然并没有多少怨言。
但当他成为皇帝，心中始无法接受这一段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南征被视为毕生的遗憾。
这次南征的人事任命和军事行动，将彻底改变隋朝的发展方向和权力结构。
最重要和致命的一点，却是在杨广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内心深处独领千军，独裁独断心态的形成，在南征中得到形成和强化。
这在以后三征高句丽的战事中，成为致命的因素，直接导致隋朝以强盛而速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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