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本身非常简单。
谋反之说，肯定是子虚乌有，但出言不逊，也是板上钉钉。
但是，杨坚并没有追究，他只是赐给他们一杯酒，压压惊，再叙叙旧情，君臣相对，一饮而尽。
似乎一切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杨坚并不准备就此了事。
不久之后，有一个胡僧，再一次将王谊和元谐私下的话，检举告发，直达杨坚。
对于朝廷重臣，一而再，再而三地告密，背后显然得到了杨坚一朝权力核心层，或明或暗的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为了维持统治，采用密探和告密方式，是一种通行的驭下之术。
他们对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让臣子们人人自危，互相监视，互相防备，失去结成一块，共进共退的氛围。
各自为战之下，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都需要巴结和依仗最顶层那个唯一的皇帝，皇帝再进行平衡，从而维持王朝的稳定。
胡僧的告密是致命的。
因为，他爆的料，直击杨坚最虚弱的内心深处，是关于他篡位，关于他的薄情，关于其私德等大逆不道的言论。
这虽然不是谋反，但却是杨坚最不想被人知道的黑历史。
他们和胡僧交结时，妄称自己是明王，有天下之望，这一点，也戳中了杨坚最软弱的缺陷。
杨坚一生坚信符瑞之说，于天道感应等近于盲目迷信。
天命是否真的归于自身，是他最大的逆鳞。
他登上皇位，是人为。
他是被一群佞臣强推上位的，虽然他有天下之名，或许在私心之中，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天命所选中的那一个。
但是，杨坚又非常信奉天命，那就存在一个悖论，也许那个真正的天命所选之人，就在自己朝廷之中。
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触犯他的这个逆鳞。
于是，王谊被定了一个罪，以下犯上，大逆不道。
这是不赦之罪。
杨坚展现出冷酷的一面，也展现出他性格之中，古板刻薄，严于律己，同时也严于律人的一面。
以律己之心律人。
杨坚对于法律和秩序，有一种狂热的信仰和彻底的执行力。
他认为规则就是规则，需要绝对信奉和遵守。
除非影响到自己和帝国的权威，他才用皇权去凌驾于法律和规则之上，另外去解释法律的严正。
当年，他的第三子秦王杨俊任职并州总管时，盛治宫室，穷奢极欲，无法无天。
他被杨坚认定为“奢纵”而免官。
武卫将军刘昇认为他们父子连心，杨坚不过是故作姿态，便想在政治上投机取巧，顺势拍了个马屁。
他对杨坚进谏道：“秦王（杨俊）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
意思是天下之物，还不都是你杨家之物，用天下之物，营造几间杨家的宫阙，这并不是什么大的罪过。
按常理而言，杨坚完全可以就坡下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
杨坚冷漠地回答：“法不可违。”
刘昇以世俗的父子之情考量杨坚内心的信仰，认为杨坚不过是故作姿态，杨坚越是推辞，他更加坚定，多次重复进谏，想让杨坚赦免杨俊的罪过。
杨坚大怒，他要翻脸了。
刘昇不得已，才停止为杨俊开脱。
这件事情，并没有完结。
因为杨俊此案，确实处于一种可处理，可不处理的状态。
当朝大臣，权倾朝野的杨素，也站出来求情道：“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
杨坚这才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他说道：“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
杨坚到最后，也没有赦免杨俊。
杨俊免官事件，体现了杨坚冷酷而坚定的以法治国之心，即使亲如父子之爱，都可让位于国家的规章制度。
杨坚并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他是一个既薄情，又讲规矩的天生的政治家。
杨俊受罚也透露出他对几个亲生儿子的严苛。
这种一意孤行，完全以己为中心的风格，十几年后，会引发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从而改变帝国的走向。
杨坚对于法律和规则的严苛遵守，于此可见一斑。
王谊一直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他本来就是需要被清除的对象，遵纪守法尚且担忧不能善终，更何况现在犯了大逆不道之罪？
在众多公卿上奏王谊当死的呼声中，杨坚装模作样，对着王谊满怀怆然地说：“朕与公旧为同学，甚相怜愍，将奈国法何？”
杨坚的心中松了一口气，王谊自己找死，他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一个最大的潜在对手。
杨坚光明正大地下了一道诏书，数落王谊的罪恶，“又说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诖误，自言相表当王不疑。此而赦之，将或为乱，禁暴除恶，宜伏国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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