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有一种理想，他想让每一个人都非常识趣。
他想让他们都主动功成身退，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避免“有始无终，薄于功臣”的讥诮。
杨坚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
他如所有帝王一般，有求名之心，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载于史册之上。
苏威对此心知肚明，因为他骨子里和杨坚一样，也是重名甚于重命。
他心有同感，立即拍了杨坚一个马屁。
苏威心领神会地举出，可以效仿东汉光武帝对待功臣的先例，让他们厚禄赋闲在家。
“至尊仁育，复作此道安之。”
杨坚同意，遂废卢贲于家。
这种不流血的交接或渐变的人事政治变动，是新朝新气象的必然。
即使那些有能力，并且对新朝忠心之臣，杨坚出于平衡权力的需要，也有意放黜了一批官员。
卢贲代表了一个群体，他的命运也是这群人的命运。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好运。
有一批实权人物，尤其是原北周高级武将集团，由于在京城和地方长期任职，其势力已经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他们是少壮派，年纪较轻，可能成为杨坚潜在的威胁。
杨坚展现了他冷静、冷肃、冷酷的一面。
本质上而言，这些手握权力的原北周武将，才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力量源泉。
他们在一次次的征伐中，建立和巩固扩大自己在朝野的势力，然后，以家族的名义，在关陇集团之内，互相交换利益，让其群体的联系更加胶固。
这个集团，或其台面人物，思想上延续和认可了南北朝以来和君王“共治”，分享权利的政治思想。
但时代已经发生变化。
杨坚由于其根基不稳，得位不正，骨子里先天就不自信。
他甚至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来自于他北周的同僚，那是一种实质化和严重的威胁。
以谋反被处死的宇文忻有一句名言，代表了这个群体，内心深处对杨坚真实的看法。
“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
可见杨坚虽然贵为天子，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就一定低杨坚一头。
他们认为杨坚只是他们扶上台面的利益代言人，如果他们不满意，可以随时再扶植另外的更合适的人上台。
宇文忻和梁士彦，刘昉在一个谋反事件中，已经全部伏诛，但他们这种思想，根植于关陇贵族集团内部。
关陇集团，他们是一群有能力，实力和意愿，能重新扶植新皇帝，建立新政权的贵戚。
杨坚本人就出身于这个群体，对待关陇集团，他采取了既对抗又妥协的三种不同方式。
一是用高官厚禄去吸引人。
二是用小打小闹去敲打人。
三是举起屠刀去消灭人。
宇文忻和梁士彦，刘昉以谋反罪被诛杀，但他们在地下并不会感到孤单。
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多的老朋友，会和他们相聚于九泉之下。
杨坚在对待和处理这个集团时，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他既需要这个集团的支持，去维系帝国的统治，也需要时刻防范被这个集团抛弃和背叛。
这种压力和担心贯穿于整个隋朝，也贯穿于文帝和炀帝时代。
有隋一代，这个势力，随时想再找寻可以给他们更大利益的替代者，事实证明，最后他们确实选择了另一个代理人，那就是李渊。
李渊是唐朝的开国帝王，李渊一族同样也是出自于关陇集团，李渊面对关陇集团的压力，并不比杨坚小。
终隋唐二朝，关陇集团和社会上顽固的士家大族利益集团，都具备左右朝政的力量，他们与时俱进，不死不灭。
即使某个时期，沉沦落魄，但春风吹又生，直到三百多年后，一场席卷全国，杀遍天下的起义，将他们从身体上消灭，才彻底摧毁了盘踞中国社会几百年的，大家族，大势力，大利益的布局。
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但那种远古的流风余韵，似乎也不再余音绕梁。
杨坚非常现实。
他因时因地制宜，对于集团内的对抗，他需要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
比如，对于太师于翼一族，他就采用了敲山震虎之法。
在杨坚最艰难困苦的创业年代，幽州于翼和晋阳李穆的效忠，实际上是把半个江山送给了杨坚。
因而，在杨坚篡周立隋之后，李穆为太师，于翼为太尉，都位居于人臣食物链的顶端。
于翼的太尉更是人臣之最，三公之首。
和李穆的自然老死有所区别，于翼晚节不保，他面临了一场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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