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弘上了一道万世皆闻的奏疏。
他这道奏章，核心在于文化典籍的收集和整理。
牛弘首先讲述了典籍的重要性，“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
然后，针对现状，他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典籍屡经丧乱，率多散逸。为国之本，莫此为先。岂可使之流落私家，不归五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
历经三百年动荡和分裂，承载文化和文明的典籍，已经零落消散殆尽。
如果再不收集整理，中华文明就会面临断层。
文明和文化的认同，才是我们这个族群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要汉族的文明延续，即使我们只剩下一个人，我们也有站起来的可能。
牛弘深知杨坚重武轻文的心理，他收集整理文化典籍，上升到治国和安天下的高度。
正中杨坚一心为政，一意为小家，也为大家庭的心怀。
杨坚本人并无多少学术，他在历史上也只留下一首小小的五言诗来充充门面，加上得位不正，也成为挥之不去的心病。
但如果能备藏典籍，这是一个大的功德，也是历代帝王必修的功课。
承丧乱之后，更容易做出成绩，自已就可超越前代帝王。
这是开创性的大事，必有万世之名。
于时有实用，于后世有大名。
杨坚立刻同意牛弘的建议，他下了一道诏书，软硬兼施，天威以临，利益可惑。
他正式发文，向全国各地，各级官府和私人征集藏书，这是勒之以威。
同时，他也规定“献书一卷，赉绢一匹。”，这是动之以利。
牛弘充分考虑到藏书者，吝惜和宝贝自己藏书的心理，做了一个人性化的规定，他让这次国家藏书的行为，变成“借书”。
有借才有还，如果仅仅是收缴，那就失去了献书的积极性和意义。
国家抄完书后，还会将原版的图书，原物归还藏书方。
这真是内行人做内行事，是爱书者与藏书者之间的君子约定。
这种规定，免去了藏书者的后顾之忧。
对于读书人而言，家有万金，不如藏书一箧。
当时的书籍，来之不易。
每一个字，都需要用手抄写，同时，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藏书者依靠家族的藏书，可以诗书传家，也就是保留了世代做官的工具和可能。
收书，抄书，藏书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最终大成。
虽然后来历经战火之毁，砥柱之沉，但牛弘一策，让中华传统文化的典籍薪尽火传，绵延万代，实在是一件有大功于当世，并泽及后代的大功德。
杨坚能如此迅速地，确定和推行各项制度，得益于他新的核心领导层的高效运作。
这一切的功劳，都来自于天才而忠诚的隋初四贵。
他们树立权威之路，却历经曲折和艰难。
杨坚把自己和他们绑在一起，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甚至直接站立于他们前头。
和他们一起，并肩齐心协力，向朝中的传统势力，几经斗争，才得以磨砺而出。
当年杨坚重用苏威之时，就发生过一起典型的战斗。
苏威是官十代，苏家世代高官，以帝王之佐之师之友自居，苏威继承了他父亲苏绰的政治遗产。
苏绰，是北周一朝政治制度和实务的核心和奠基之人。
苏威家学渊源，他也像父亲一样以天下为己任。
隋朝的律令等文字性的规范，基本都是苏威在主持制作和修订。
加上杨坚一朝，基本继承了原北周的官僚体系，因而，苏威在隋朝的官场，成了一种象征和图腾，有着非常特殊的政治地位。
杨坚初用苏威，立刻就将他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位，一个人身皆五个要职和实职。
这立即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因为一个人占得多了，就会挡住别人的路。
传统的以军功和出身为依凭的关陇贵族集团，察觉到杨坚树立新朝核心的决心和勇气。
因为苏威身兼五个重要的实职，这表明杨坚的新王朝，对于传统势力的防范和压抑。
重要的职位，即使空缺，宁愿让一个人兼任，甚至是一身兼五职，也不授予他们。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表明了杨坚想独揽和集中权力。
传统势力如果要想在新朝保持他们的利益和影响力，就必须参与到政府的核心高层之中。
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在新朝中安排自己的势力，占据最有利的高位。
如果他们自身不能占据核心的位置，就会让新朝的核心层受制于关陇集团的压力，而成为半傀儡式的存在。
关陇集团手上掌握了一种斗争利器，那是一种官职，虽然没有直接的军事权力，却可以指点江山，公开合法评论攻击政事和朝官，这就是御史，负责监察督导劝诫之务。
说得更直白一点，可以上责昏君，下斥佞臣，言者无罪，闻者足诫。
当然，这个度的控制，也非常玄妙而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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