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帝国终于有了统一规则。
最重要的统一，是思想领域的统一。
杨坚篡周立隋之后，火速平定了尉迟迥等三方叛乱，接着又全力应付突厥的进攻，整个国家，成为一驾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
战争之时，最适合最有效的管理制度，当然是军事化管理，这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和证明。
被杨坚称为朝中重器，“正直士，国之宝也”的柳彧，就曾上过一道关于正月十五元宵节，臣民共聚为乐的奏疏。
“竭财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
柳彧建议禁止元宵节的聚会娱乐，以利于管理。
因噎废食，这显然是军国一体化的简单机械的管理理念，将人作为生产的工具和要素，强调其生物性，而忽视其社会属性，于精神和文化上的建设，漠不关心。
对于执政的杨坚来说，这种管理理念是恰当的。
杨坚同意柳彧的建议，并下诏正式颁行。
杨坚本人从小长于尼姑庵中，清教徒式的生活是其本来的生活面貌。
即使他成为了一个帝王，他仍然将节俭和节制作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习惯保持。
这是一种严格的自律，也是非常高尚的私德。
但人有百种，活法不同，并且每个人的追求，也不可能完全同一个步伐。
杨坚在隋朝建立初期，奉行军国一体化的治国理念，是符合当时一切为生存，为了战争的现实。
保因为杨坚骨子里非常固执到几近变态的秩序，等级，控制欲，杨坚走向了反智。
绝对的军国主义是讲求绝对的秩序和服从，并不需要更多的精神追求和生活。
杨坚最终和传统的儒家文化背道而驰，甚至进化到，全面取消和取缔全国的绝大部分学校的地步。
这一点，将由他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很快更正和扭转。
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败家子。
但他本身文采风流，自认天下文宗，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传统下，依然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天下第一。
他在文化建设上，也远比他父亲杨坚要有远见和宽容得多，在杨广一朝，文化有一种勃然向上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喜气洋溢的春天气息。
杨坚在完成了思想和行政制度的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后，一个当世大儒牛弘的进言，让他不得不对儒家和文化做出让步。
杨坚虽然做了让步，但很有限，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自己统治的稳定性添砖加瓦。
杨坚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生的优秀政治家。
牛弘身历杨坚，杨广二朝，是唯一能重用于二朝，并得善终的朝廷核心要员。
自以为天下第一名将的杨素，眼高于顶。
但他一生敬重牛弘，他曾经在讨论杨坚皇后的葬礼礼仪时，心悦诚服地对牛弘说：“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杨广是个皇帝，但他也是个诗人，经常会写上几句，还有好事者集结成册，以青史留名。
他曾经专门给牛弘写了一首诗，“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
牛弘本人最重要的品质是识度深远，心底无私。
在隋朝时，他主管吏部的职选，先德行而后才干，非常谨慎地选人用人。
他选中的人士，皆一时之才俊，隋之选举，于斯为盛。
但他对于后世最大的贡献，却来自于他的一份奏疏和一条建议。
当时，杨坚刚刚篡周立隋，北周本来也是一个彻底的军国一体化，僻处西陲的政权，自建立伊始，整个国家随时面临亡国的危险。
因而，整个社会所有的生产和行动，一切以战争为中心。
生存高于一切。
于文化建设一项，却是一片荒凉，了无生机。
北周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对于文化的深层力量，非常轻视。
北周武帝曾经亲口说过，如果文化的高低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那衣冠正统的南朝和继承北魏衣钵的北齐，将可以不战而胜。
现实是残酷的。
一心发展即战武力的北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最终攻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
杨坚是北周旧臣，感同身受，完全认可和延续这种重武轻文的国策。
牛弘用一道奏疏，改变了杨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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