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对付尉迟迥的第三个方案彻底失败。
他秘密派出的斩首行动，被尉迟迥迅速而彻底破坏。
所有参与里应外合，斩首行动的人员，一律被处斩，成了尉迟迥起兵时祭旗的牺牲品。
既然谁都不愿意低头，那就只剩下正面对抗，战斗到底这一条路。
胜者为王，败者失去一切，中间再没有缓冲的余地。
杨坚反应迅速，他立即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征发关中铁骑，征讨尉迟迥。
形势对于尉迟迥来说似乎更加有利。
正式举旗之日，他振臂一呼，竟然在短短数日之中，就聚集了数十万大兵。
这根源山东之地，对于北周的征服，从来就没有从心底里服气过。
山东各地的城守郡守，也都望风影从。
尉迟迥展现了帝国宿将的素养，他在起兵初期，向四方的主动进攻，大都是战必胜，攻必克，招抚必下。
对于尉迟迥来说，最大的利好，是在他的带领下，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反抗杨坚的潮流。
一种不约而同的，松散型叛乱同盟出现了。
在杨坚的大后方，富饶的巴蜀之地，王谦举兵。
在帝国遥远的南方，当今天子北周静帝的岳父司马消难，也举起义旗。
更远的梁国，君臣之间见情势可图，也都心存侥幸而蠢蠢欲动。
但杨坚全然不惧，在他龙潜于野的日子里，他洞悉北周的局势和人事，他曾经非常冷静而准确地分析天元皇帝死后，全国的发展态势。
“尉迥贵戚，早着声望，国家有衅，必成乱阶。然智量庸浅，子弟轻佻，贪而少惠，终致亡灭。司马消难反覆之虏，亦非池内之物，变成俄顷，但轻薄无谋，未能为害，不过自窜江南耳。”
以上种种判断，后来都成事实，如果不是史官的溢美之词，就足以见证杨坚的战略大家地位。
杨坚无视全国各地的凄风苦雨，这些反对者对他来说，不过是芥藓之疾。
他将目光，投向了帝国一个叫晋阳（今山西太原）的城市，聚焦到一个叫李穆的人身上，他知道，李穆的决定将成为左右战局的核心力量。
山西晋阳，四战之地，士马精强，自春秋开始，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北周北齐对抗时期，晋阳是北齐高氏的第二首都，也是其龙兴之地和武力大本营。
可以说，晋阳，相当于半个山东的力量。
对于杨坚政权来说，如果李穆倒向尉迟迥一方，那晋阳的兵马将可从汾河谷地，直趋长安。
杨坚，将面临在河南和关内二线作战，这是根基未稳的杨坚所不能承受之重。
李穆当时是晋阳的大总管。
他身后的李氏家族也是当时一流的门阀，阖家富贵者多人，在北周实在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何去何从？
杨坚并没有把握，李穆似乎也有一丝犹豫，他的决定，将决定这个时代的走向。
李氏家族之中有三种不同的声音。
一是割据派。
李穆的儿子李士荣认为己方士马精强，有足够的实力，在乱世能成为独据一方的诸侯。
建议李穆先应连和尉迟迥，然后徐图大计。
二是造反派。
李穆的侄子李崇，认为要尽忠于北周，应该和尉迟迥，堂堂正正讨伐杨坚。
三是支持杨坚一派。
和旧世界彻底决裂，才可能在新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投资。
杨坚知道李穆在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必须要争取到李穆的支持，为此，他连续派出了二道说客。
第一批说客是在杨坚矫诏辅政时的核心元老和死党柳裘。
在杨坚入宫的那天，当杨坚推辞不受时，他力挺杨坚，“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
杨坚派出这种级别的特使，显然给足了李穆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杨坚担忧柳裘对于李穆而言，毕竟是个外人，有些话可能无法讲透。
他对于李穆志在必得，柳裘前脚刚走，他又派第二路使者，他是李穆的第十个儿子李浑，快马加鞭，直奔晋阳。
杨坚想打感情牌，他让李浑带去了自己殷殷之意。
李穆身处二端，必须做选择题。
他的处境并不孤单，当时，面临站队的压力，犹豫不决的还有江南梁国的君臣。
梁国之内的主流观点认为，举兵连接尉迟迥，进退皆宜，进可以尽节于北周，于义无亏；退可以席卷山南之地，拓地得利。
但梁主萧岿的使者柳庄，刚从长安面见杨坚回来，他给梁主带了一个决定性的判断。
“今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司马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将覆灭，随公（杨坚）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
梁主萧岿深以为然，柳庄一言而定国策。
这让梁朝安静地偏安江南，苟延残喘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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