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每天一睁开眼，一亿两千万丁口，就是一亿五千斤的粮食、七百五十四万斤的油、一亿三千斤的蔬菜、一千六百万斤的肉的消耗，大明朝廷要调解各方面的矛盾，把这些所需要的生活所需生产出来，不仅仅要生产出来，还需要通过货币，将这些货物流通起来，而不是腐烂在仓库里，需要送到货架上，只有做到这些，宝钞才会是货币，而不是擦屁股纸。
北宋南宋胡元大明，其实都做不到，所以宝钞，钞法的崩溃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户部大司徒少司徒其实都读过《楮币札子》，对纸钞的锚定有自己的想法，大明想要推行大明宝钞，宝钞的锚定物主要有：军力的强横、土地、粮食、白银、黄铜、煤炭、棉布、驰道、海权，只有如此锚定，大明朝的货币才会保持基本的健康稳定。
大明的盐引是可以当钱花的，因为盐引锚定了盐，在松江府、苏州府两地，盐引还可以换成棉布。
盐引只有少部分人使用，而大明宝钞的发行量必然巨大，而且是天下人人使用，所以需要锚定的东西更多，才能坚挺，只有涉及的方方面面更多，才能互相监督，不至于因为一个人的贪欲，成为朘剥天下的工具。
“所以按照户部的说法，还真的这工兵团营和官厂团造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力。”朱翊钧对着王崇古郑重的说道：“倒不是急于一时，十年不成就三十年，五十年，总归是要走到那一天。”
这件事，不是王崇古临终前要完成的，而是朱翊钧这个皇帝临终前要做完的事儿，这很难，但是很有必要也必须去做。
朱翊钧和王崇古仔细聊了聊其中的细节，王崇古才站起身来告退，他其实很想在自己死前做到户部的标准，大明可以推行钞法，日后春秋论断，他王崇古怎么也能评一个万历维新第三功臣！
前两个是张居正和戚继光，一个是新法本法，一个是新法的护道人。
真正有价值的货币，是实物，从来不是金银铜铁或者说擦屁股都嫌硬的废纸。
这也是王谦能够在交易行里对庄家们进行定点爆破的底气和根本原因。
庄家需要银子去操纵票证价格，低利息高折扣的银子就会找上门去；王谦找到内帑国帑拆借，拿出让投机者根本不可能吃得消的货物或者票证；王谦先故意和庄家一起拉涨，麻痹对手的同时，让货币（白银）回笼，刺激庄家借更多钱；等到交易行总的流通量等于手中储备弹药时，一起抛售；
庄家们发现手里的资金根本吃不下这些货物或者票证，为了防止砸在手里和必须到期还款否则无法赎回祖产的压力下，庄家们某一个庄家率先顶不住了，开始抛售，引发踩踏，借了大量钱财的庄家们被定向爆破；而后王谦再释放利好消息，完成收尾，维持票证的稳定。
类似的操作，不仅仅是交易行的票证，还有米面粮油煤炭棉花，这些生活所必须之物，唯有朝廷手中掌握了足够的物质，才能限制囤货居奇的庄家们哄抬物价，才能维持百姓生活的基本稳定。
王国光、张学颜在交易行乱战后，深入的总结了其中的规律，最终将其总结在了《钞法锚定疏》之中。
朱翊钧将这本钞法锚定疏，放入了文华殿偏殿的橱窗里，并且全文摘抄到了邸报纸上，刊行天下衙门，各级官衙专门的抄报人，会把这本奏疏抄写，大明读书识字的人，都有可能、有渠道可以看到这本奏疏。
“或许这会成为以后钞法的源头。”朱翊钧将奏疏小心放好，这可是死后跟着他一起入棺的东西。
日后再有人开他的棺，也能找到点有用的东西，万一日后中原需要考古式科研，天下这些事，翻来覆去谁能说得清楚呢？
万历十年十一月的审计，是惊心动魄的，因为有了范应期的案子之后，立刻引起了户部的注意，户部将这种行为等同于隐匿田亩，这些田亩虽然在账上，但总是用各种灾荒的说辞去蠲免，最终朝廷还是损失了税赋。
如果朝廷损失了税赋，这些田亩到了穷民苦力的手里也还罢了，但这些田亩通过大户进行转租，反而实现了土地的流转和进一步兼并，这朝廷决计无法忍受。
户部的审计从来没有如此的腥风血雨过，这一次对全国官田进行的全方面普查，让无数人胆战心惊。
对于保税，对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明朝廷是极为认真的。
六册一账可以客观的反映出问题来，因为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和田亩挂钩，清丈的完成，让审计变得很有意义，六册一账只要有一处对不上，就会引起户部对详细账目的盘点。
结果触目惊心。
大明两京一十六省，几乎所有地方的官田，都发生不同程度的侵占，也就是实质上的隐匿田亩，官田在账上，收益却不在账上的事情发生了。
最严重的是河南，其次是山东，然后是四川。
这也是清丈的三大难关，甚至大明朝廷一直警惕的南衙缙绅们，目光反而集中在海贸之事上，围绕着海贸斗的你死我活，南衙十四府包括松江府在内，如此侵占官田，反而是最少的，是在容忍范围之内的，浙江、福建、广东，甚至是江西，都不是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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