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刳院那本奏疏的内容包括了四个方面，天择论、人择论、优胜论和劣汰论。
优胜论，就是优秀的会胜出，佐证华夷之辨，而劣汰论则是愚笨力弱之辈绝嗣。
这四个论断，朱翊钧只取了前两个，而后两个朱翊钧选择了封禁，因为优胜论加劣汰论，再加上自由派中的完全自由派，就是大明势要豪右向下朘剥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大明的百姓，是最勤奋、最吃苦耐劳的良善之人了，只要有块地，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生存之道，但往往就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所以，任何有可能鼓噪朘剥天经地义的理论，朱翊钧都会选择封禁，哪怕事实的确如此。
而且后面这两种论点，此时此刻的煽动力实在是太强了，要是搞出番膏这类的洗漱用品，那就是彻底失控的体现了。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不是写实。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就是大明万历维新的最高纲领。
徐渭之所以要上奏朝廷索要宝钞，是抱着一个极为阴损的想法，那就是用宝钞的劣币驱逐良币，这种做法是极为阴损的，倭国的大名们一定会用织田信长发行的货币，兑换成为宝钞，而后继续向下朘剥。
当金属货币中，掺杂了其他金属后，市场上就有两种货币，一种是原先不含杂质的货币，另一种是被加入其他金属的货币。
即便是他们的面值相等，即便是法律赋予了两种货币的价值相等，但人们是可以辨别的，那么储蓄、保留不含杂质的货币（良币），将含有杂质的货币（劣币）拿去交易和流通，所以市面上的良币一定会减少流通，在市场上只有劣币流通。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这种认知，其实早在汉朝时候就出现了。
汉武帝大规模铸造五铢钱之前，汉文帝五年四月，垂拱而治的汉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钱币，朝廷彻底放弃了铸币权，中原的金属货币的铸造，处于绝对自由竞争的年代，而那时候各诸侯国都可以铸币，七国之乱，就是货币的不统一和铸币权分散造成的局面。
吴王刘濞和大夫邓通的钱遍布天下，最终酿成了七国之乱。
汉武帝收回铸币权，使用了铁血手腕，从赤侧五铢，到上林三官五铢，再到彻底恢复盗铸钱者斩的禁令，汉武帝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大明的压印银币和万历通宝，有没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自然也是存在的，万历通宝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铸造出来，任民间赤铜兑换后，很少会流通于世面之上。
在松江学派看来，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铸币，朝廷完全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在完全自由竞争的铸币环境下，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从逻辑上看似乎行得通。
但林辅成后来逐渐放弃了这种主张，因为大明贫银少铜，自由铸币的结果只会让铜的价格上升到一个可怕的高度，而百姓们用的钱，会成为一点铜没有的薄铁钱，林辅成发现，在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之下，钱（贵金属）只会像水一样流向不缺钱的地方，堆积起来。
林辅成很快换了一种主张，贫银少铜的现状，朝廷就应该完全垄断铸币权，私铸者斩。
这个逻辑也是自洽的。
只要将所有胆敢私铸的人杀死，那就没有私铸飞钱，没有劣币，自然没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说法了，这个逻辑的成立，必须建立在大明朝廷的信誉之上，朝廷要是为了盈利，通宝里没有一点铜，这套逻辑就完全无法成立了。
好在，大明在积极开拓铜路，滇铜在开采，吕宋十一座巨大的铜镇，吝啬的皇帝陛下投入了三百万银开发，而卧马岗的铜山，大明也在积极开拓，无数证据表明，大明正在积极探寻铜路，用于铸钱的同时，还用于铸造铜炮等物。
这是很积极的信号，大明朝廷经常翻烧饼，毫无信誉可言，但大明皇帝的重信守诺，也是人尽皆知，十岁那年的陛下对戚帅许下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诺言，九年之后，陛下就开始履行诺言，这是一段君圣臣贤的佳话，即便是贱儒也不敢置喙的佳话。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创造问题的人！大明每个人拥有使用良币的自由！
林辅成有足够的论据证明货币不统一对自由贸易的伤害：在神圣罗马帝国从汉堡市走到德累斯顿市，1000里路，就需要十一种货币，要缴纳三十五次过境税，货币混乱，这对自由贸易而言，是何等恐怖的灾难！
谁破坏大明货币政策，谁就是在破坏大明的自由贸易！
这就是林辅成自由主张，他想要实现的自由是大明人人自由，所以他的主张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显然，林辅成提供的两个解法，对于倭国都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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