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的田租很低，只有三十税一，按照一亩土地产三石粮计算的话，一亩土地一年仅需要交一斗粮的税。
晁错在《论贵粟疏》有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
这样算下来三十税一，平均一人一年不过交税一两石粮，以当时的粮价来算不过一两百钱。
不过现在采用精耕细作，又使新型农具，再配合农家肥，让粮食产量有大幅度的提升，以荆州的标准粮价来算，一人一年交田租大概在一千钱左右。
不过在大汉田租是小头，人头税才是真正的大头。
人头税分为算赋、口钱两种
口钱：七岁头钱二十三，也就是说从七岁开始起征人头税，直到十五岁终止，每年都要交二十三钱的口钱。
算赋：十五岁至五十岁每年出一百二十钱或数十钱，商人与奴婢加倍。
但规定是规定，到地方就不一样了，有些地方的官吏在人头税上做文章，上下其手，巧立名目，让本来就沉重的人头税，成了压倒百姓最后的一根稻草。
再加上其他杂税，像市税，刍稿税，鱼税，盐铁税，资产税，酒税，利息税等，此番相加让百姓们苦不堪言，一年劳作所得甚至入不敷出，一旦遇到灾年，注定会流离失所，卖身为奴。
[人头税太过复杂，详细写下来至少要好几千多字，这里就不再详谈。]
汉朝的税收政策，透露出一股轻田租而重人丁，舍地赋而重人税的味道。
正因如此，大汉户籍册上的人口一年比一年少，从几千万到几百万只用了几十年，那是因为人头税只会收取被户籍登记的百姓上，像奴隶、奴婢等虽然收取的更多，但那也要登记才能收得到。
所以，为何一个小世家就能藏匿几百上千人口，一个大世家甚至能藏匿上万人，除了世家上下勾连外，被藏匿的百姓不愿重归户籍也是重要原因。
毕竟辛苦劳作一年，突然发现连税都交不上，既然如此，他们何必又执着户籍呢，毕竟在世家的庇护下，他们不需要交人头税，只需要交田租即可，虽然高点，但剩下的养活一家人也没问题。
也是对税收政策的了解，魏延开始对世族的态度有所改观，不再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毕竟世家能野蛮生长，和大汉逐渐畸形的制度脱不开干系。
鉴于此，魏延曾提出过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的税收政策，将人头税并入田赋中一起收取，不再另行收取人丁税。
这样做的好处，一来减轻了没有土地，或者土地稀少百姓的经济负担，因为人头税是固定的，每年都必须交，官府可不管你有多少土地耕种。
二来也可促进人口增长，毕竟人头税的存在，制约着百姓们生育的欲望，就算意外生下来了也会出现生子辄杀的惨剧，毕竟每多一个丁口，家庭就多一份负担。
三来赋税规则的简单化，可减少地方府衙巧立名目，欺上瞒下任意加税的情况发生，毕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
不过此策遭到强烈反对，特别是以益州士族为首的政治团体，因为摊丁入亩的出现已经触犯到他们的利益，取消人头税加大对田租的收取，这让拥有几万亩，乃是十数万土地的大士族怎么活啊。
因阻力太大，魏延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将田租改为二十税一，看起来上升了三成，其实以目前的亩产五石粮来换算，一亩地一年不过多缴纳三斗的税，相比于总产量来说九牛一毛。
一些士族虽颇有微词，但考虑到三斗税的确不高，也就懒得去煽动百姓们闹事了，万一被魏延查出来他的铁拳可不会留情。
而后再取消十五岁以下的人头税，十五岁以上一年只需缴纳二百钱，换算下来一户五口之家一年只需缴纳一千钱，这一点魏延态度强硬，所有人都不敢有反对意见。
同时鼓励生育，鼓励百姓嫁娶事宜，并在新税法中明确规定，新婚夫妇可减免全家一年赋税，生育丁口同样会减免赋税。
三年内新增一个丁口，减免全家三年人头税。
五年内新增两个丁口，减免全家五年人头税。
十年内新增三个丁口，减免全家十年人头税。
十年内新增五个丁口，减免全家十年内所有赋税，同时府衙还会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让孩子们茁壮成长。
魏延直接来个曲线救国，不要他取消人头税是吧，他以鼓励生育为借口来减免总没错吧，毕竟人口等于国力嘛。
至于减免了人头税后，会不会出现财政赤字，这一点魏延丝毫不担心，只要他们能在五年内打通丝绸之路，蔗糖、海盐、丝绸等，会为大汉攥取无数的财富，与其担心没钱，不如担心人口太少。
哎，真希望现在有几亿人，这样他们就是球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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