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恰巧被督邮张俭发现，张俭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最恨宦官乱权、残害百姓，遂上书弹劾，要求灵帝惩办侯览。此时此刻，灵帝正在其乐无穷地恣意纵乐，刑罚行政皆掌握在宦官的手中，此书还没到灵帝手中，便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在宦官的授意下，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说他们蛇鼠一窝、结党营私、意图谋害皇帝，攫取军政大权。皇帝闻言，当即大怒，派遣禁军连夜封锁城门，同时遣人前去抓捕李膺等人。可叹他们还没有任何觉察，便身陷狱中，负责刑狱的太尉一职此刻也是形同虚设，皇帝直接下令，将抓捕起来的六七百人要么流放，要么关押狱中。不久，曹节等人又向灵帝进献谗言，说在洛阳城中，士大夫一党还培植了很大一批潜在的势力，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能身居高官，把持朝政，这批势力就是太学学生。他们门阀观念极重，对于自己的恩师可谓言听计从，如李膺、范滂等辈，在太学之中皆是威信很大，党羽众多。
门第形成之后，行业之间的跨越就变成单向性的，即一个士大夫可能被贬谪而成为一个手工业者，但是一个农民是不可能跃上枝头，麻雀变凤凰的。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门阀观念从当时就一直延续，它强固地维持士大夫阶层千年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晚清政府，门阀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汉桓帝即位之后，政治虽然腐败，但首都洛阳的太学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既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也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积极支持太学的扩充。到汉桓帝统治中期之时，太学生已多达三万余人。这些太学学生，在学业完成之后，大多会成为汉朝未来的官员，因而为了谋求升迁之道，寻求治国经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谈论儒家学派的典籍是其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有心和无意之间，他们也必定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左右朝局的变动和国家形式的发展。
恰在此时，太学之中见李膺、范滂被捕，义愤之下，出言诽谤，写诗赋讽刺宦官朝政。正好为宦官打击太学学生提供了理由。在宦官的蛊惑下，灵帝下令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永昌太守曹鸾见宦官如此作为，朝中大臣大多受到打压，整个汉室几乎无人可用，遂上书要求赦免党人。灵帝没有多少主见，便叫来宦官参详，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言辞直指皇朝大计。如果翻案成功，天下人便会说皇帝冤枉忠臣，不辨是非，支持灵帝的宦官也会遭受致命打击。灵帝闻言，觉得很有道理，他虽然比较同情士大夫，但当危机到自己的安危之时，也只能暂时将事情压下。可他没有料到，宦官们竟然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应该说，这次天下儒生与宦官夺权的斗争，如果能够取得成功，或许能够成为汉朝重新崛起的一次契机。可惜，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党人对于宦官的势力错误估计，因而没有在最恰当的时机，给予他们最致命的打击。此外，他们没有意识到，宦官力量的基础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因而并不稳固。如果士大夫阶层稍为讲究一下方法，那么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会变得非常容易。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所凭恃的却只是道德上的义愤填膺，所以终于酿成了党锢之祸，而整个局势也糜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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