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登基称帝，建立新王朝。
王莽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证明他获得皇权上顺天意，下合民心。然而，独掌大权只手遮天的王莽，很有自说自话的嫌疑。纵使百姓有眼，也有口难言。王莽为了争取民心，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决定抢夺王政君手中的玉玺。
刘欣死后，为防止董贤擅权，王政君在第一时间将玉玺抢到手。自抢到玉玺起，玉玺从没离开王政君。王莽登基称帝，只有玉玺在手能证明他是被禅让的。简单来说，如果王莽没有玉玺，他就是篡位，就是盗国贼。为了皇权，王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差最后一步了，无论如何，他都要走到。
自王莽掌权，王舜就是连接王莽和王政君的桥梁。为了少伤感情，王莽又派王舜去向王政君要玉玺。这不是王舜第一次逼迫王政君，对付王政君，王舜已经总结出经验了，即用很好听但很有威慑力的话晓谕。王政君也不是第一次遭遇王舜，一见到王舜，王政君就发生条件反射：第一时间拒绝，第二时间沉默，第三时间顺从。
王舜拿走玉玺，王莽爬到权力的顶峰！
王莽自编自导了一场应天意、顺民心的大戏。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前无古例，后无来者。在历史的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人民。可是，王莽自始至终站在聚光灯下。陪着王莽做戏的官员，生动形象地演绎了食人者、牧人者、治人者。也许有人憎恨他们无能，阻挡了历史前进的车轮。那是因为我们看不清他们背后的大汉百姓。看不到他们光鲜靓丽的衣衫之后，生活在最底层的百姓们所过着的凄惨生活。
称帝后的王莽，下定决心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皇帝改革是改良，不是革命。
改良就要从上层建筑着手，慢慢发展，最后改变下层经济制度。王莽改良，先改政治，第一刀砍向政府机构。
举一个例子，王莽改大司农为羲和。大司农管理农业，相当于农业部长，王莽改名字为羲和，管理内容不变。“羲和”二字来源于周朝，因为王莽想回到周朝。一般而论，如果只改名字，不变内容，属于假改革，成不了大事，也坏不了事。然而，王莽复古心切，一改再改，百姓就受不了了。再举大司农为例，王莽将它改为羲和，百姓还没适应，他又改为共工。别说百姓不能适应，朝臣都被王莽给转晕了。
政府政策讲求前后一致，互相协调，否则无法施行。王莽朝令夕改，使得百姓根本记不住各部门的名称。再以地名为例，王莽将一个地名接连更改几次。如此一来，如果大汉百姓写信，不特别注明地址，信根本无法送达。王莽改革的出发意愿很好，但是却用错了手段，结果王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一刀刚砍下去，肉还没切下来。王莽的第二刀就伸向了土地。古代中国是重农抑商，土地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国家税收主要来自土地，如果土地政策大乱，天下必然大乱。王莽为了能够恢复周朝制度，决心效仿周朝推行井田制。井田制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国家分配土地。然而，历史行至大汉时代，土地已经开始私有化，政府允许民间买卖土地。土地私有使得汉代出现了很多地主豪强和大姓宗族。王莽新政要收回土地，那些因掌握土地变得富有地主豪强和大姓宗族自然不满。地主豪强和大姓宗族的势力不大，但也不容小觑。毕竟他们是一方的霸主，如果这些人联合造反，王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下乱作一团。
王莽收回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给百姓，自然能够得到百姓的支持。然而，王莽又新颁布一条法令，禁止人口买卖。必须承认，政府禁止人口买卖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是一条好的法令。
然而，尊严也是需要经济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经济基础，为了尊严，就只能饿死。中国是小民社会，平常百姓没有经济积累，通常是今年吃去年的粮。如果遇上荒年，百姓就要遭受饥荒。每逢荒年，为了避免饿死，百姓只能选择卖身为奴。如今，王莽禁止买卖人口，也就意味着遇到荒年，百姓不能卖出自己，除了打劫和造反，只有等死。禁止买卖人口很好，但前提条件是国家能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
历史上，王莽改革中最出名的要数货币改革。王莽废除汉朝的五铢钱，以新换旧，以小换大，很简单。然而，喜欢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王莽，面对复杂问题束手无策。王莽准许通用的新货币，有六种，分别是金币，银币，龟币，贝币，钱币，布币。
可以想象，大汉百姓去买一头牛，有可能背上一袋钱。如果买卖双方所带的货币恰好相异，市场上的人将不是买卖东西，而是彼此交换货币。学经济的人都了解货币只是一种通用于市场的符号。市场交易本身要求货币具有通用性，王莽制定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丧失了本身的通用性，这样一来相当于将百姓带回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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