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春秋》语言精练的特点，便出现了对它进行诠释的作品，被称为“传”。最为着名的就是“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毂梁传》。
《春秋公羊传》是公羊高所着，《春秋谷梁传》是谷梁赤所着，这两本书都是在西汉初年写成。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阐述孔子的“微言大义”，诠释出孔子所辑《春秋》的真正意图。
《春秋左氏传》是春秋晚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着，此书又被称为《左传》、《左氏春秋》。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人，因而左丘明对于春秋的诠释势必要比后人更为准确和真实。而且，孔子对于左丘明的评价很高，两人的性情也十分相近，《论语·公冶长》中的记述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拿自己与左丘明同类并举，足见孔子对左丘明的看重。如此说来，《左传》才能真正体现孔子的真意。
作为史官的左丘明在诠释《春秋》的时候，充分重视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在历史事件的描绘上加重了笔墨。左丘明尤为擅长叙事，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条理清晰、内容详实，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春秋》中所提及的那些事件。此外，《左传》在刻画人物和记述辞令方面十分突出，描写人物时细致入微，而在描写人的辞令之时又言辞巧妙、鞭辟入里。正是《左传》的这些特点，弥补了《春秋》作为史书的不足，同时《左传》的艺术表现力上也要比《春秋》更为优秀。
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在《春秋》的经文后面附上《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文，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多是三传。
对于孔子为什么要辑《春秋》，早在西汉的司马迁就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解释。《史记》中是这样描述孔子的动机的：“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从司马迁的态度来看，孔子辑《春秋》是因为“周道衰微”，诸事不行、道德不在，与其说一些没有用的说教，不如让真实的事件说话，以此警戒世人。
由此可见，孔子辑《春秋》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记述历史，而是要以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来警示世人，周礼已经不复，希望世人能够回归到周初的礼制之中。因而，孔子的倾向性已经十分明确，能够复归周礼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这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着名学者胡适曾经这样评价过：“《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可以说，胡适一语道破了《春秋》的写作目的和内在价值。
《春秋》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部政治学着作。古往今来有不少人对《春秋》进行阐释，不断探求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有人提出将《春秋》亦经亦史来看待，这似乎更加契合孔子着书的本意，能够让人更好地来认识这部书、读懂这部书。《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件瑰宝，是值得后人不断研习和探索的一部经典。
《诗经》也称为“诗”或“诗三百”。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它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展现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诗经》“六艺”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周礼·春官大师》中记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所谓风、雅、颂，是指《诗经》按音乐划分的三个类别。
“风”即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共一百六十篇，主要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卫风、王风、魏风、秦风、豳风等，也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风”是《诗经》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部分，它源于最鲜明的百姓生活，其中有对美好或哀戚爱情的吟唱，也有表达游子征人对故土、家人的怀恋，更有对剥削压迫的怨叹与愤怒。
“雅”即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一百零五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为祭祀、饮宴等典礼所作的诗歌，内容主要是歌颂先代懿德、祈愿来年丰收等。
“颂”即宗庙祭祀时歌功颂德的舞曲歌辞。《颂》诗又分为《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全部都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所谓赋、比、兴，是《诗经》主要的表现手法。所谓“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赋是对事物直接铺陈叙述，是《诗经》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包括明喻、暗喻等不同手法。“兴”，就是联想，触景生情，因物起兴，这种表现手法在《诗经》乃至大多数中国诗歌中都是比较独特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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