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戌弭兵使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时期，晋楚之间有四十余年没有发生战争。在晋楚两国共同称霸主导的两极格局下，其他诸侯国周旋于两国之间。
晋国和楚国虽然在会盟上屡屡剑拔弩张，争做盟主，但弭兵之后却能够相安无事，礼尚往来。楚令尹屈建去世后，赵武曾经亲往吊唁。而在虢地会盟时，赵武又再次将盟主之位让与楚国。随着晋国国势的衰落，晋国同楚国之间的关系更为缓和，后来更是到了唯楚国之命是从的地步。而楚国虽然对晋国占了上风，国内却频频爆发危机，对外又面临着吴国的步步紧逼，因此两国方能够维持和平。
不过对于其他诸侯国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除了齐国和秦国之外，其他诸侯国几乎都感受到了弭兵之盟带来的新的压力。弭兵之盟的确立，让原本赤裸裸的战争掠夺变成了合乎礼法的横征暴敛。以鲁国为例，作为晋的仆从国，在弭兵会议之前，就已经频频向晋国奉上大量贡物。无论是晋国新君即位，还是迁都，甚至宫殿落成，都需要遣使恭贺，并送上价值昂贵的礼物。除了这些常规的贡品外，晋国往往还临时提出贡品要求。正如《左传》记载晋国司马叔侯所言：“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弭兵会议之后，鲁国需要向晋楚两国同时进贡。沉重的压力一度到了让鲁国不堪忍受的地步，以至于在会盟中提出重新规定贡品数量的要求。
鲁国如此狼狈，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儿去。郑国在子驷执政时，将牛羊牲畜、皮币、玉帛之类放在与晋和楚的边境上，时刻准备进献给到来的晋军或楚军。弭兵会议之后，郑国对晋国这个断断续续敌对数年的大国也是优礼有加。晋平公的夫人去世、续弦，乃至大兴土木，郑国都一而再再而三送上贺礼。郑国执政的子产也不禁抱怨道：“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
然而，郑国毕竟在子产的据理力争下还能与晋国在某种程度上讨价还价。像卫国这样的国家遭遇更惨，甚至沦落到要向晋国进贡人口的地步。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晋国正卿赵鞅将卫国进贡的500户人家安置在晋阳，导致赵氏与范氏、中行氏的互相攻伐。
晋国如此侵凌小国，楚国也不遑多让。弭兵会议后次年，郑国曾经主动派出大夫游吉朝见楚国。谁料楚国认为游吉规格不够，竟然拒绝让其入境，要求郑简公亲自前来朝见。游吉好话说尽也未能如愿，只得愤愤地返回郑国。郑简公无法可想，只好改派游吉去晋国朝见，自己在子产的陪伴下赴楚。
鲁国在楚国也遭受了和郑国类似的待遇。鲁襄公赴楚国朝见时，适逢楚康王去世，楚国居然要求鲁襄公为楚康王的遗体穿衣服。面对此种侮辱，鲁襄公却不敢违抗，只能在叔孙豹的建议下先命巫师做法，驱除棺材和尸体的“邪气”，聊以自慰。楚康王出殡时，鲁、陈、许各国君主都为其送葬。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楚灵王大兴土木，修成章华台，公开召集诸侯参加落成典礼，其中对鲁国更是要求鲁昭公亲自前往，可谓蛮横已极。
虽然小诸侯国不堪重负，但弭兵会议带来的和平还是让各国诸侯从过去国家之间的争斗转向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各个国家都相继推行了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新政策、新举措，进而导致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的巨变。
晋国受弭兵会议的影响非常深远，会盟所规定的“晋、楚之从交相见”其实对晋国相当不利。因为在弭兵之前的政治局势中，鲁、宋、卫甚至包括郑国都对晋国表示服从，而楚国的从属国只有陈、蔡、许三个规模较小的国家。弭兵会议后，这些国家纷纷向楚靠拢，再加上作为附庸的邾、郯、莒等国家，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反而降低。可是晋国之所以答应这一条件，正是因为国内卿族当政，政出多门的隐患即将爆发。
和其他诸侯国公族当政的情况不同，晋国的权力一向掌握在卿族手中。所谓“公族”，指的是历代国君的后代，而“卿族”则是异姓贵族。晋国由于之前经历了大宗和小宗的吞并战争，以及晋献公时期的骊姬之乱，晋国的公族早已不复存在，转而由卿族掌权。卿族的势力愈发强大，国君权力逐渐被架空。这一趋势在弭兵会议之前就已经出现，后来更是因为卿族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屡屡导致内乱，晋国国势随之衰落下去，但卿大夫的势力却雄厚起来，到春秋晚期，形成了“六卿”当政的局面。
齐国的情况，同晋国颇为类似。弭兵会议之后，齐国旧贵族高氏和国氏由于内乱，原本已经衰微，但新兴的崔氏和庆氏由于屡屡弑君作乱，也很不得人心。此时由陈国流落到齐国的陈氏（即田氏）趁机收买人心，壮大起来，他们联合鲍氏等卿族，将公族中发动内乱的栾氏和高氏镇压，又取得公族的支持，逐渐成为齐国一家独大的贵族，为战国时期陈氏代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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