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坛经》来源的通常说法，但据考证，成文的《坛经》问世是在慧能圆寂之后，而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坛经》版本——敦煌本，是在慧能圆寂几十年之后才问世的，流行最广的是宗宝本，更是在元代才出现。后世流传较广的有四种版本，但无论哪个版本，其主旨都是一致的。”张其金对袁心怡说。
“看来你对佛学也是颇有研究。”袁心怡对张其金说:“哪你也一定知道《坛经》的内涵了，不需要我跟你讲了吧！”
“这个还真不知道，还是麻烦你讲一下吧！”张其金谦虚地说道。
袁心怡说：“《坛经》之所以能成为禅宗的经典，除了因为它提出了顿悟法门之外，还因为它广泛地吸取了许多大乘经典的精华，综合而成一种新的佛教观，使佛教进一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坛经》是以语录体的形式写成的，评言浅显易懂，尤其易为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所接受，这为禅宗理论的推广奠定了基础，***曾经称‘坛经’为劳动人民的佛经。虽然《坛经》的语言简单易懂，但是讲述的佛理却并不简单。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对唐代形成的各大宗派，如天台、唯识、华严、净士等都有所涉及，而又提出自己新颖独特的观点，这就使得学法者易于比较各大宗派的异同，从而看到了禅宗在佛教中的突出地位。”
袁心怡讲到这里，看了一眼张其金继续说：“总之，《坛经》是禅宗的灵魂所在，没有《坛经》，就没有顿悟法门的流行，就没有即心即佛观的推广，也没有各种灵活多样的参禅方式。失去了这些理论基础，后来五家七宗的禅宗流派也就难以存在了。但你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印度传来的佛教，与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许多矛盾。例如清净无为的思想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冲突，出家修行与传统孝悌思想的矛盾，使得佛教最初在中国的传播屡屡受挫。于是佛教中国化成了佛教在中国传法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禅宗是佛教多个宗派中中国化最成功的宗派，《坛经》的出现则标志着佛教彻底的中国化。”
“我知道，从思想上看，《坛经》抛弃了成佛路上的种种外在障碍，认为要想成佛，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修心。‘清净心即是佛心’、‘但心清净，即是西方’，佛和净土都只是一种心境，不能外求。在《坛经》中，普通人和佛的距离被大大拉近。每个人的自性里都有佛性，在这一点上，凡人与佛是完全平等的。成佛也就是观照自心，发现自己心性中的佛性。那在制度方面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张其金问袁心怡。
袁心怡说：“从制度上看，以《坛经》为根本经典的禅宗，远离城市，走向山林，发展出具有宗门特色的丛林制度。在丛林中，僧人们自己耕作，自给自足，摆脱了对外界社会的依赖。同时，禅宗抛弃了传统佛教繁琐的各种佛教礼仪及苛刻的修行方式，将生活与修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样使佛教真正在中国农耕社会中扎下了根基。”
张其金接着说：“那就是和释迦牟尼佛一样，慧能大师首先是一位佛教实践家，而不是佛学理论家。所以《坛经》打破了种种概念体系，而特别讲究实际修行。禅宗的修行和其他宗派不一样，它把目光放在了人世间。‘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平常心即是道。一切修行都落实在修心上，至于外在的形式，如打坐、念佛等等都可以不要，唯一要做的是保持自己内心的清净。”
“你说的很对，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示下，后世的禅师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参禅方式。禅宗的公案虽然是由文字写成，但它的真正意义正在于破除文字。以‘德山棒’、‘临济喝’为代表的开示法或接引法，一改传统的坐在禅堂里静坐的方式，变得轻松活泼，极尽变化之能事。禅师的一举一动，看似无意为之，其实都含着禅宗的大智慧。正因为这些创造性的变革，禅宗完美的融合进了中国社会。所以到了唐宋年间，士大夫参禅成为普遍风尚，例如王维和苏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士大夫的参与，《坛经》的思想境界渗入到文学艺术之中，革新了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在《坛经》看来，一花一叶，皆是菩提，山林佛教的宗风使人们来到大自然中，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进入无我之境。这种意境突出表现在唐诗和宋元山水画中，这些作品空灵淡远，形成了一种含蓄空蒙的审美境界。禅宗所倡导的虚静空灵之美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心怡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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