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地主自营耕种，那实际税率还要更低。
不过，魏征这想法，放在如今，确实有点过于超前，以前也是各种什么附加、借粮等，没听说还有超额累进税率的。
虽然这种感觉更合理，更符合税的本质。
但是，能够超额累进的，那可都是大地主，交的越多的，自然是地越多的大贵族大官僚们，所以必然反对的声音和力量也是最大的。
就如现在武家一家人在餐桌上边吃边聊，除了武怀玉能理解，愿意支持，其它人可没一个支持的。
都觉得凭什么。
“阿郎你得跟圣人上书，坚决反对魏相公这种书呆子想法。”
“就是，这不胡来嘛。”
怀玉听着妻妾们七嘴八舌的话，也只是笑笑，
这个事情，他觉得魏征出发点是好的，但要说用这招式限田，肯定达不到目的，
原因嘛是魏征既想，又要，
既想限田，可又不敢限的太死，所以这里松点那里放点，一个国公，只要肯多交点税，那就能拥有最多三万六千亩地，甚至如果有些地是在边州，还能两亩三亩甚至四五亩折一亩，那么理论上如果全是在边州的地，一个国公他最多能够拥有十八万亩地。
那这限田令还有何意义？
说句难听点的，朝廷实封虚封国公那么多，国公以上还有宗室的郡王、亲王，真正能够置地十八万亩的也不多，
那这个限令不就没意义了？
再一个，说一州限田千亩，一道内限多少亩什么的，也纯粹就是放水，比如武怀玉拥有超限的地，但完全可以跟其它贵族交换，则最后地还是在各个贵族手里，
最终老百姓手里并没有增加多少地，那这限田的意义何在？
要搞，那还不如真下决心搞，拿出点魄力来，
比如说，内地严格限田，如武怀玉这国公，四千亩田额，那就在非沿边州的内地，占田不许超过四千亩，超过的要责令出售给官府，或是百姓。
沿边的边州，且是宽乡的，允许在限田额外，开垦荒地耕种，但每州不得超过他原占田额，且不得购买荒地以外的田地，对这些超额地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九等累进税率。
各边州的垦荒地，总计不得超过其原本占田额的九倍，也不能几亩折一亩。
比如说武怀玉，在内地只准拥有四千亩地，在边地，最多还能拥有三万二千亩地，但同一个边州内，仅许最多也拥四千亩，还只能是开垦荒地，不能买熟地，还得是超额累进税。
税率最高就按每亩二三斗来算，新垦荒地先免个三五年税，然后累进税率。
当然，这个超额累进税率，不是按最高档计算，比如武怀玉拥有三万六千亩，那九档计税，每档四千亩的税率各不相同，最高档的也仅四千亩。
不过武怀玉觉得这种激进搞法，估计魏征都不敢提，李世民也不敢提。
只能是想想而已，实际上还是得按现实来。
武怀玉这几年买的地也够多了，京畿、中原腹心的良田，现在也不容易买，价格也比较高了，边地买好，但开垦经营成本较高，
武怀玉打算暂停大规模买地了，先慢慢经营吧，岭南那边种甘蔗、幽燕种棉花，朔方种玉米、陇右种油菜，江淮种稻谷、关中种麦子，山南种药材，进入一个稳定经营期。
地买多了，买奴隶都跟不上，
其实魏征限田还不如限奴，限奴对兼并更有杀伤力。
现在土地里农业收益较低，出租的话成本回收更慢了，一石粮才三五十钱，太不划算。
接下来还是应当发展下工商这块。
就如怀玉在清河乡几千亩良田，一年就那几千石粮，如果不是养猪种药材等增收一些，真的没钱赚，但武家仅扶持发展起了龙桥、长坳这两个市镇，这里的商铺、作坊现在形成了规模，生意起来了，一年的收益却已经是非常惊人，远远超出那几千亩良田的收益许多倍了。
制药、挖矿、冶炼，甚至是造纸、烧窑、酿酒，都比种粮强多了。
魏征确实有点书生气，总带着点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似乎总以为人人都有一块地种，自给自足，天下百姓便能富足，国家也能安定。
可武怀玉很清楚，这不现实，也不符合生产力，
大唐既没有那么多地，可以真的每丁分一百亩地，而且都种地了，哪来的其它商品生产和流通呢？
男耕女织，也不过是只能维持最基本的衣食，
可其它呢？
油盐茶酒醋酱，针线剪刀菜刀锄头锤子锅碗飘盆，甚至是砖瓦家具，哪一样是地里能种出来的，
要是想读书写字，那还需要纸墨笔砚，
不再让百姓全都被困在土地上，才能真正解放生产力，才能更富裕，否则都扑在地里，只会更穷。
与其不切不实的想着给每人都分一块地，还不如允许流转，同时发展下工商，
当然，适当的限制些土地兼并，同时加强保护失地百姓的基本权益，为他们寻些出路，也是应当的，比如给予佃户们客户身份，让他们恢复为良人，减少对地主豪强的依附，避免被过份剥削压迫，这都是必须的。
土地买卖流转征收契税，超额占田，按超额累进税率加征，其实都还是值得一试的，既能加以限制兼并，同时朝廷还能从中也得到些实际税赋增收。
与其限田，不如立法加强佃户们的基本权益，限租限息更对小民有直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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