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两税新法取代租庸调制，最受损失的当然还是武怀玉这样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们，
武怀玉身为宰相、国公，可是免课身份，田地再多也不用交税。而其它士绅豪强，就算不能免课，但租庸调制下，按人口收税不是按田亩收税，良田万亩，一人也还是只交两石租两丈绢三两绵而已。
“下官非常佩服相公，大公无私。”赵仁本这是真心话，他听说武怀玉有几千顷地，那可是几十万亩啊，本来一粒租都不用交，也就交点义仓粮。可如果新法一推行，武怀玉这么多地，按亩来交，
就算仅按原来租庸调制的税额来摊到田亩里，比如原来一丁百亩地征两石粟、两丈绢，三两绵，那武怀玉几十万亩地，就相当于原来几千丁的租调，
假如都折成十万亩地，那起码就是一千丁的租庸，两千石粟，两千丈绢、三千两绵。二十万亩，那就翻一番。
平白多掏这么多钱粮出去，难道不心痛吗？
“其实只要天下不乱，社会安定，世家豪强地主们，永远是最大的受益者，”武怀玉也是说明根本。
是谁终结了门阀世家？
南北朝时有宇宙大将军侯景，把江东士族干翻，这才有了旧时王谢庭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末之时有黄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黄巢把起自东汉的门阀世家，彻底的铲除了，黄巢大军转战天下，私盐贩出身的黄巢痛快那些官宦、士族，走到哪就杀到哪清洗到哪，最后杀出来一个晚唐五代的武人割据时代，北宋建立后，开启文官政治，但宰相公卿等却已经大多是科举出身，再没有门阀士家了。
大唐的租庸调制根本是建立在均田制上的，
可均田制早就已经不行了，这根基都断了，上层建筑还怎么保存，而武怀玉这样的新贵也好，五姓七家那样的旧阀也罢，他们都是在那金字塔上层的。
底层都榻了，上层哪还能好。
这不仅关乎大唐国运，也关系着每个人。
要是说直白点，武怀玉和李世民都想要改革税制，推行新政，都是看到了这大厦不稳，
要是说的更难听点，就是不能杀鸡取卵，把鸡养好了，会源源不断的下蛋，你直接把鸡杀了，虽然能从蛋里一次多取些蛋，可就再没有蛋了。
世道不乱，那士族门阀永远高高在上，
让百姓能温饱，那么他们就会满足当下，绝不会铤而走险，
只有当再无可失去，彻底成为无产阶级的时候，人是再无破绽再无软肋再不能拿捏控制的，
金字塔是很稳固的结果，一层一层，最底层就是芸芸众生，最上层是帝王将相权贵世家。
“夏收正忙，收获过后就要开始征税了，你们先不急征税，等圣人批准三原试点后，再开始征收。
到时户口据当时实在人户，依贫富评定等级差派徭役和科税，不能按旧籍账的虚额，也不得摊及邻保。”
税赋摊及邻保，是历来朝廷保证税收的一个重要手段，却也是非常害民的一个手段。
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百户一里，五里一乡。
朝廷征收税赋，往往是层层摊绑，比如一家欠缴，那他的邻保几户就得把欠的补齐，假如一户逃亡，那他的税赋差役，就要摊到其余几户。
往上的乡里也是一样，乡、里的总税额在那，不管谁家没缴齐，最后总额都要补齐，就得摊到其它人身上。
在这种政策下，一旦有人交不上税，那就会危及邻里，所以极容易引起连锁反应，比如有人实在负担不起，直接弃籍逃户，去投豪强地主，或是跑进山里当个黑户，
那他的邻居们就完蛋了，假如灾年，大家都没办法补齐，那就可能会让大家都只能跑路，
一家跑，邻里摊补。一保跑，那就一里摊补，
许多贫民本身田地少，甚至都没地了，还得按人丁缴税赋，一遇灾荒年，更艰难，最后还得给别人摊补，
最坏的还往往是地方是比较有钱的上户，他们会仗着人丁多或者有势力，就会勾结官吏，把这摊补，都摊到穷人头上，有钱的不摊没钱的摊更多。
最终实际税赋，可能就是翻番甚至更高。
大家除了跑也就别无出路。
所以武怀玉现在要试行新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得摊保，虽然这样做，朝廷可能会损失些税赋，可如果摊保，那后患无穷。
“武相高义。”
赵仁本奏章报上长安，李世民看过后很满意，尤其是上面说武怀玉愿意做个表率。
武家在三原田地产业很多，他若带头，确实能起到很好表率作用。
“准在三原县试行。”
皇帝对赵仁本的敢为天下先很满意，大为赞赏，今年就在三原县试行他跟武怀玉提出的那些方法。
户分九等，丁分九等。
九等户收户税，以九等丁征收租调，无地者编为客户，列为良民。
同意把三原县城由任城，迁到清河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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