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发展到宋代，其实民间借贷已经非常普遍。
宋人笔记中提到过，“大贾之室，捻散金钱，以逐十一之息，出纳百货，以收倍称之息，则其居必卜于市区。”
就是说进行货币兑换，短期借贷，收息一分，做生意，利润一倍。
关于农业借贷，也有很多规定，太宗朝就有规定：“富民出息钱不得过倍称，违者没入之。”
“有取富人家谷麦贷息不得输倍，未输税不得先偿私负，违者加罪。”
“民负息钱，无得逼取庄土，牛畜以偿。”
一直发展到“诸路州县约束人户，放贷米谷，只备本色交还，取利不过五分，不得作米钱算息。”
最高百分之五十，超过部分法律不予保护。
当然最后这条是南宋才明文规定。
自唐井田制崩溃之后，“县官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带来了民间借贷的繁荣昌盛。
所谓“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巨室者，一乡之望也，齐民之所依赖者也。”
掌握了巨大财富的富民，乐衷于在土地兼并的同时，也热爱从事放贷活动，成为主要的放贷群体。
宋人袁采对借贷的利润有个大略的判断：“若以百千金银计之，用以买产，岁收必十千。用以典质营运，三年而其息一倍。”
这里将土地投资年回报率定在百分之十，而将典质运营的回报率定在百分之三十三。可见将资金用于放贷的收益比投资土地高出许多。
凡事都有两面性，到了宋代，已经发展到“乡间无典肆，民必无以春耕；城市无典肆，命案即将增多”的程度。
到如今甚至从“官不为理”，发展到了“官为理索”，政府还要帮富人管理贷款回收。
其结果就是官商勾结。
该不该治理，当然该治理。
土地兼并的案例里，欠租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法律规定乡村欠款不能夺土地耕牛作为赔偿。
虽然执行肯定不到位，但是那是监督问题，不是立法问题。
欠逋，农人欠朝廷的每年应纳的赋税，那才绝对是一大帮凶。
但是王安石的《青苗法》，并没有减少农人多少负担，因此也就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虽然能够替国家充实国库，但是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反而会导致兼并加剧，农人负担更重，生产效率降低，社会矛盾激化，反对声音过大等诸多问题。
如果这么干值得那也好说，可问题是，真的值得吗？
在苏油这个有着后世金融观念的人眼中，这么干相当不值得。
后世所有人都知道，金融行业的一大作用，就是吸纳闲散资金，将储蓄和收入变为资本，形成贷款投放到社会生产当中去。
富人是天下最有钱的团体，他们的钱加起来，比内库加国库还要多出无数倍，这部分的钱财不去想办法掏出来加以利用，反而堵死他们的投资渠道，将国家用于粮食储备和粮价调控的常平仓、广惠仓做本拿去投资，还有比这更加拙劣的理财之道吗？
只要是金融行业出来的人都知道，贷款是有风险的！贷款风控是每家银行的生存之本！
几乎所有银行，都是吸金巨兽，但是可以说几乎每一家银行的倒闭，都跟风险控制有关！
而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不良贷款！
国家来坐这个庄，出了风险怎么办？唯一的解决之道，在后世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形容——割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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