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光化三年（900年）之前的几年间，唐昭宗所依赖的神策军被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打败，唐昭宗被迫出奔华州，投靠节度使韩建。不料韩建不仅解散了唐昭宗的殿后侍卫军二万人，还杀掉唐昭宗用以统兵的八王。为了对抗李茂贞和韩建，执政的宰相崔胤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召来比李茂贞和韩建更加可怕的大魔头——朱温。在这之后，朝廷就只能夹在各大藩镇之间苟延残喘，任何一个藩镇只要略施手段，就可以灭掉如同风中烛火的唐朝。因为各藩镇之间相互忌惮，唐朝在奄奄一息中又存续了几年时间。
光化三年（900）六月，反对朱温的宰相王抟、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先后被杀。唐朝廷处于朱温的完全控制之下，宰相崔胤不过是朱温的代理人而已。此时的唐朝朝廷，以朱温支持的崔胤为一派，李茂贞支持的刘季述、韩全诲为一派，两派在危局之中内斗不止，早已没有心思对远在河西的归义军玩弄什么纵横捭阖之术了。
于是，当张承奉的使者到达长安时，崔胤等执政者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方针，顺水推舟地给了张承奉想要的各种官职头衔。
张承奉获颁朝廷敕书，高兴得不得了。为了迎接朝廷派来宣敕的使者，张承奉专门成立了负责接待使者的机构“天使院”，以兵马使、衙前都判官刘善通为接应使，率领部队到甘州迎接。宣敕使者一进入甘州，就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一路上敲锣打鼓、吃吃喝喝，直到次年二月才到达敦煌。宣敕之后，又在敦煌吃喝玩乐了两个月，于四月十日才离开敦煌。
此时的唐朝已是风雨飘摇日簿西山，但对远在西方流沙之地的敦煌人来说，仍然是中央权威的象征。张承奉超高规模地接待朝廷使者，实际上是向辖区内的人们宣示自身的权势，极大地提升了张承奉在归义军内部的声望，巩固了其地位。
天复四年（904年），唐昭宗被朱温杀害，朱温改立唐昭宗第九子李柷为帝，改元天佑。当时唐朝和归义军来往密切，信息沟通十分及时且毫无障碍，像新君即位、改元这样的大事，张承奉不可能一无所知，至少应该有所耳闻，但归义军一直坚持使用唐昭宗“天复”年号，极少使用朱温所改的“天佑”这一“伪号”。天佑四年（907年），唐哀帝“让位”于朱温，唐朝正式灭亡。朱温改国号为梁，改年号为开平。张承奉对此采取“我不听、我不听”的态度。继续使用早已死去的唐昭宗的“天复”年号。
唐朝的天复时代只有不到四年时间，可张承奉将“天复”年号一直使用到了天复十六年（916年），可见张承奉在唐朝灭亡后仍以唐室忠臣自居。
张承奉奉唐朝正朔，自命为唐朝遗臣，就和李克用、李茂贞、杨行密一样，采取了与朱温敌对的立场。在朱温篡唐后的一段时间，张承奉的这一做法确实为他赢得不少名声。但随着后梁统治的稳定，张承奉的做法未免不合时宜。而且唐朝已亡，张承奉再怎么尽忠，也不可能再获得新的官职，其手下文武将官的职务也无法再晋升。
为了适应唐朝已经灭亡，无法再依靠朝廷权威的新形势，张承奉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来重新获取统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909年，张承奉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建国称帝。这是一个相当霸气的决定。就像某女星说的“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一样，傲娇的张承奉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求朝廷，我就是朝廷！”
张承奉给新建的国家命名为“西汉金山国”，国以白色为祥瑞，张承奉自号白衣天子、金山国圣文神武帝。节度使衙改成皇宫，又设文武官属，所有幕臣将士皆获提拔擢升。西汉金山国自称拥有沙、瓜、肃、鄯、河、兰、岷、廓八州，但实际上归义军只能控制瓜、沙二州。
张承奉建国称帝，准备并不充分，甚至连年号也没有想好，也没有立宗庙，给祖先追谥庙号，以至于西汉金山国只能用干支纪年，或者干脆沿用唐朝的“天复”年号。
此外，西汉金山国的官制十分混乱。既设有宰相厅、中书省、六部、御史台、金吾卫等机构，有大小宰相、中书舍人、六部尚书、御史中丞、金吾将军等中央官职，同时又沿用兵马使、虞候、押衙、都头、孔目等藩镇体制下的官职。
因此，西汉金山国其实是一个由藩镇向帝国过渡，而过渡只进行了一小步就停止不前的不伦不类的政权。张承奉则是这个政权中的不伦不类的皇帝。
张承奉称帝时，兵力不过万人左右，而且面临东西两个回鹘政权的威胁，加上与后梁的敌对关系，不排除后梁派出一支偏师联合甘州回鹘进攻敦煌的可能。以归义军极为有限的兵力，要抵挡势力鼎盛的后梁，可以说根本没有胜算。
张承奉态度谨慎，实际上野心不小，西汉金山国大宰相张文彻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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