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维斯特尼采遗址位于中欧地区，是一个典型的格拉维特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格拉维特风格的雕塑和象牙制品。与Sungir遗址不同，Vestonice遗址的样本的父系类型则显示出了更高的多样性，在3个样本中，13号属于单倍群C（未能确定下游）、16号属于单倍群C1a2-V20、43号属于单倍群IJ*。而同一时期在Vestonice附近的巴浦洛夫遗址与克雷姆斯洞穴遗址中两例样本的父系属于单倍群I。位于意大利南部的Paglicci洞穴遗址的一例样本父系则属于单倍群C1。由此可见，格拉维特文化人群的父系是以Y染色体单倍群C1a2和I的相关类型为主。
全基因组分析的结果显示，代表格拉维特文化的Sungir人和Vestonice人更接近于奥瑞纳时代生活在东欧的Kostenki14，而与西欧的GoyetQ116-1相距较远。
从格拉维特文化现存的遗址来看，其中发现了大量的象牙制品和大型动物的遗骨，可见狩猎活动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格拉维特文化人群是当时活跃于欧洲大陆北方的猛犸象猎人。
-年前属于末次冰期最盛期。在2.6万年前左右，出现了全球性的降温事件，地质学上称为末次冰期最盛。北极的冰盖向南延伸，覆盖了欧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欧洲其他地区的环境也急剧恶化，出现了大片的苔原与戈壁。
伴随着末次冰期气候条件的逐渐恶化，曾经兴盛一时的格拉维特文化也趋于消亡。这一时期的欧洲鲜有人类遗存出现，说明人类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人口规模和范围都收缩到了非常有限的区域内，主要集中在欧洲南部的半岛地区。反映到人口统计学上，便是古欧洲人群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瓶颈期，在瓶颈期内，由于基因漂变的作用，古欧洲人群的父系与母系的遗传标记各类型的比例结构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年前属于梭鲁特--马格德林文化时期。在末次冰期最盛期结束后，一度龟缩于欧洲南部沉寂的人类族群又再次繁荣起来，从欧洲的西南部和东南部两个中心开始扩散，在年前到万年前先后创造了梭鲁特、马格德林、阿齐尔等文化。与之对应，包括I2-S31、C1a2a-V182、H2-P96等多个欧洲及附近地区的Y染色体父系单倍群都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了分化。
这一时期欧洲西部的考古遗址以马格德林文化为主，这类遗址的古代DNA样本中，父系以单倍群I为主，这说明单倍群I很可能与末次冰期后兴起的马格德林文化密切相关。从全基因组分析，马格德林文化人群并非格拉维特文化人群的后代，他们反而接近于3.5万年前奥瑞纳时期的GoyetQ116-1，戈耶山洞在格拉维特时期已经被遗传上接近格拉维特的人群占据，西欧的奥瑞纳文化人群可能被迫迁徙到了南方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避难所”，在经历了漫长的末次冰期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复兴”的机会。
相对于欧洲西部的人群，从欧洲东南部扩散的人群Y染色体单倍群类型更具多样性，包括I2、C1a2、R1b等多个类型。发现于西班牙距今八千年前的LaBrana1从全基因组分析，可以看做是这一人群的后代。
自年前之后，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原来生活在中东和高加索地区的人群也逐渐开始向欧洲渗透，为欧洲人群注入了新的基因流。在此之前，欧洲的狩猎采集人群都可以看做直接来自3.7万年前进入欧洲的一个奠基人群的后代。
年前至今属于全新世时期。1.28万年前的新仙女木降温事件之后，进入了地质学上的全新世时期。全新世早期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人群逐渐掌握了农作物种植及驯养家畜的技术，相比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农耕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承载更多的人口。携带新技术的中东农夫人群不断向外扩散，距今8000年前左右，来自小亚细亚地区的移民开始出现在中欧地区，这一人群的父系以单倍群G2a为主，并伴有少量的C1a2等其他父系类型，然而相比于奥瑞纳与格拉维特时期，这时期欧洲的C1a2比例已经大大降低。由于中东地区人群所携带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更少，所以也使得现代欧洲人群的尼安德特人成分普遍低于亚洲东部地区。
从距今六千年前左右开始，来自高加索和东欧草原地区的人群多次向西涌入欧洲，持续改变了欧洲地区人群的遗传结构，大量替代了原有人群，早期人群的遗传标记不断被稀释。这一来自东欧草原的人群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原始印欧人群，他们可以看做是古北欧亚人群的后代，父系单倍群包括了R1b、R1a等类型。古代西欧狩猎采集人群、新石器时代中东农夫人群、古代北欧亚人群的后代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现代欧洲人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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