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镰仓幕府”时代，虽然大多数庄园已经可以大批量生产丝织品，但日本的庄园主和官员们仍更喜欢中国的丝织品，毕竟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口碑都更好，使大量的宋朝丝织品被出口到日本。
“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产的丝织品，甚至连其婢女亦皆穿戴进口衣服……连内侍也穿唐式衣服。就连宋朝的‘蜀锦’和‘吴续’在日本也深受欢迎。“这是后世经济学家查阅历史资料后得出的结论。
《平氏物语》中说：“平清盛拥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宋朝的瓷器比前代更加精美，其中青瓷和白瓷是主要代表作品，被用来大量出口。 因此，斯波义信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指出“日本镰仓可能是中国瓷器和铜钱的最大进口者”。而大量宋版书籍的出口也颇为引人注目。
由于日本上层社会把馈赠宋版书籍视为一种时尚，所以大量宋版书籍被贸易到了日本。但是，宋朝统治者担心本国的机密泄露给周围的对峙政权，所以就一直禁止宋版书籍的出口，但由于盗版和走私图书有着巨大利润空间存在，所以无论宋朝官府如何禁止图书出口，但还是有很多中国古典书籍被走私到日本。
“宋商刘文仲于仁平年间（以《东坡指蒙图》二贴、《五代记》十贴、《唐书》十贴献给左大臣藤原赖长；平清盛于治承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从宋朝输入的《太平御览》献给高仓天皇。”说明商人无利不起早！
对于古代宋朝铜钱大量出口到日本这一现象，不仅有相关史料的记载，还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做印证。但是，“铜钱出口”对宋、日两国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中、日两国的后世学者们都对此比较关注。
宋朝除“王安石变法”时期外，其他时期一律禁止铜钱外流，并屡发禁令，因为“铜钱”做为中国本土法定货币，能否正常流通关系国内稳定。宋太祖幵宝三年、宋神宗熙宁七年、宋哲宗元佑六年都发出过禁令。
到了南宋时期，“市舶司”会派官吏检查出海的商船，以防铜钱外流，但铜钱外流还是屡禁不止。铜钱大量出口到日本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商业发展很快，急需大量优质的宋朝铜钱来作为商品等价交换工具。此外，铜钱在日本市场价格很高，利润空间巨大，致使宋、日两国商人都想尽办法偷运铜钱到日本。
宋朝商人在购买日本货物时，多用宋朝的铜钱交换，而日本商人在购买宋朝货物时，则多用砂金、黄金、白银来进行交换。因此，在近代的考古发掘中，大量的宋朝铜钱在日本境内各地都有所发现和报道。
宋朝铜钱在日本分布范围非常广，而且出土的宋朝铜钱总量也特别的大，这些都直接印证了宋、日两国之间“铜钱”贸易的繁盛，以及宋朝铜钱大量流入日本境内的事实，但客观上促进了日本经济快速发展。
后世学者李嘉图发表经济学着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系统性的提出了比较优势论，认为发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不同国家在不同行业间的生产效率不同，各国也都倾向生产自身优势比较明显的商品。
比如宋朝在铜钱生产和水稻生产上的生产效率都髙于日本，但是在古代东亚贸易中我们还是发现宋朝从进口水稻，而日本从宋朝进口铜钱。这是因为宋朝在铜钱生产上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日本，
这种优势特别的明显。但在水稻生产上，宋朝的优势显然就没那么明显，因此还得从日本进口粮食。
相比较而言，宋朝在铜钱生产上的优势更大，也就是说宋朝在铜钱生产上具有了比较优势，主要是因为古代中国铜矿较日本多，且使用铜钱的历史也很悠久。所以，宋朝会适当减少水稻的生产时间和精力。
而把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铜钱生产上，它会因此生产出更多的铜钱，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虽然水稻可能适当地减产了，但是通过与日本的贸易，宋朝可以用多生产出的部分铜钱交换到更多的水稻，这样做，会让宋朝不仅获得了比之前更多的铜钱和水稻，而且还通过经济影响力来裹挟日本社会更依赖自己。
而日本恰好相反，日本会适当减少铜钱的生产时间，反而把更多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水稻生产上，因为在水稻的生产效率上，宋朝和日本的差距显然没那么大。于是，宋、日两国对此心知肚明，并乐见其成。
虽然日本的铜钱可能稍微地减产了，但它却可能生产出了更多的水稻，然后通过宋、日两国之间的海商贸易，使得日本能用自己多生产出来的部分水稻，去交换宋朝所多生产出来的部分铜钱。于是，日本就会获得比之前更多的铜钱和水稻，这样就导致了日本在水稻生产上具有了比较优势，也让宋朝获利匪浅。
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各国都会生产自身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虽然宋朝在铜钱、水稻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但宋、日间仍发生了大规模的铜钱、水稻贸易。这也是因为宋日两国在不同行业间的生产效率不同，进而导致各自的比较优势与国际分工不同，从而引奠定了宋日国际贸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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