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破坏了外国人的补给品供应贸易体系。在公行制度中，外国人在广州商馆中的生活必需品由商馆买办负责，在黄埔船上的外国人的补给品则由船上买办负责。自明朝起，这些都是朝廷所明文规定之。
可是，随着外国人来华贸易的迅速增加，从补给品的贸易中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于是，到了西元19世纪的最初的10年中，海关的官吏与“通事”们开始勾结起来，绕开“买办”，直接向外国船只提供补给品。
他们通常会索要200银元—300银元一次的服务费。其次，“通事”还同行外商人结合在一起从中渔利。
在公行制度下，公行商人（官僚买办）垄断着对外贸易，凡是行外商人只有获得行商颁给的执照，才可以同外商进行贸易，而获得执照的前提，是向行商支付一大笔费用。这也是朝廷垄断外贸的重要原因。
于是，“通事冒用行商名义，申请货物执照，将铺户货物夹带发放。”明目张胆地做起了走私和偷税。
第三，“通事”绕开行商私并亲自为外国人提供商品。清朝政府规定外国人来华贸易只能同行商（官府买办商）进行交易，他们所需要商品的价格由行商统一来制定。“这说明清朝比明朝在外贸管制上更严格。
“广州十三行”中着名的行商潘启官就曾说过，他自己无权改变官员所规定得价格，而且其他外国公司已按这个价格签订了合约。正是管理趋于规范化，才使清朝表面上“闭关锁国”，实际上由官府垄断贸易。
随着外国人来华贸易额的增加，外国人开始和他们所雇用的“通事”勾结在一起，让通事帮助他们采办货物，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走私和偷税行为，因为“通事”可以通过其它关系，从民间采购物品转卖给洋人。
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有记载，松筠在清朝嘉庆十六年（西元1811）年担任“两广总督”时，因为他曾陪同马嘎尔尼使团回到广州。所以，英国人就让一个叫阿耀的“通事”帮他们去北京，向即将上任的“两广总督”松筠赠送礼物，像通过行贿来给自己打开方便之门，结果事情败露，阿耀被捕入狱。
关于这件事，中文资料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耀就是中国人李耀，是广东佛山南海县人，“谙晓夷语”，嘉庆九年在英国人的喱臣吨夷馆“为夷人服役，积有家产”，喱臣吨回国后，他来到通事林广馆帮同办事，“蒙捐职衔”，嘉庆十五年改名“李怀远”后，捐（买官）九品职衔，嘉庆十八年进京捐中书科中书职衔。
之后，李耀“仍与夷人交结”，随着茶叶逐渐成为英国人进口的大宗，与李怀远熟识的英国人益花臣就雇了李怀远“代为估看茶叶，高低评定价值，”李怀远乘机向英国人借银两，每次数十两至一二十百不等，先后共得九百两，并将这些钱作为自己的活动经费，或是用来低价采购西洋人所需要的商品在高价卖出。
由于从明朝末年至清朝前期，负责同非中国朝贡国的欧洲国家交往的“通事”是明清时期中外经济交流的特殊群体，因此，清政府从封建经济、政治角度出发，强行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对外贸易制管理体制中。
清朝通过“公行制度”，对“通事”的人员构成、职责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让其负责向来华的洋人传递政府法令，并赋予相应管理外商的功能。如此一来，清朝便能避免像明朝后期那样开放“海禁”却收不到钱。
这些“通事”凭借自己语言上的优势，最先感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化以及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并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了一种媒介的作用，但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趋利避害，而不是传播东西方文化。
同时，清政府也从政治上出发，为了避免出现明朝时期的“倭患”、“海贼”和“番鬼”作乱，并在维护自己统治之际垄断外贸以获取高额利润，于是采取各种手段极力将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最低程度。
受限于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通事”除了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偷税漏税和哄骗甚至讹诈外国人的钱财，基本上不可能去完整地理解并双向传播中、西方文化，因为一切得向钱看齐，有奶便是娘，文化算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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