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次日，争斗就发生了。
朝会上，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上表，奏称“两税法”、“公赋独立”、“量出为入”等制度有违祖制，乃引上天震怒，降下“天狗食日”异象，以为示警。
为息天怒，王缙请罢各项制度，恢复大唐的租庸调制。
两税法是已升任礼部郎中的杨炎，提出来的一项赋税改革制度。
唐朝初年，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
到唐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
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
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
这才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
到唐肃宗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
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或者是投靠大户，自愿成为佃户，从而躲避了朝廷的征税。
杨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两税法”，将租庸调和户税、地税及各项杂征合并， 统一征收。
同时配合公赋独立、量出为入的原则，这才保证了平叛战事的顺利进行。
但不可避免的触及到了很多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朝廷为了赋税和平叛的需要，严格抑制土地兼并，朝内积压了大量的矛盾。
这次算是找到了机会。
自古以来地震、地陷、山崩、洪水、大风等诸般自然异象，向来都被与坏事相联。
而日蚀更是远胜其他，属大不吉利的天象，通常被看作是上天对世人最严厉的告诫。
范晔的《日蚀说》里面说：“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亏，有阴所乘，故蚀。蚀者，阳不克也。”
李淳风的《乙巳占》也说：“无道之国，日月过之而薄蚀，兵之所攻，国家坏亡，必有丧祸。”
自唐建立以来，日蚀都被记录下来，几乎每次都会引起一些问题。
最近的一次日蚀，则是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见，在张四度。
杨错虽然已经想过会出现问题，居然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两天时间过去，整个长安城仍然处于一种极度恐慌不安的情绪之中。
往日里繁华热闹的街市，变得冷冷清清。
各家商铺尽皆闭门停业，百姓躲藏于家中，焚香燃烛，乞求上天怜悯莫要降下天灾。
除此之外，据各地的报告得知，长安周边各郡县同样存有类似情况。
而大唐治下的各地，恐怕也不会例外。
惊悸恐慌之余，一股暗流也逐渐自朝廷内外涌动起来。
依旧制，司天台的太史官有预测“日蚀”之责。
一旦发现有“日蚀”迹象，便要奏报天子，举行修镶仪式以救日蚀。
天子需要身着素服，避居于正殿，摆放五鼓五兵，以朱丝萦社。内外严警。
太史官登上灵台，等待日蚀的发生，一旦发现变化，便击打鼓角，通知天子与朝臣。
闻听鼓音之后，保章正与灵台郎需要颂文祭天，侍臣皆着赤帻，带剑入侍。
自府史以上官员皆素服，皆持剑立其户前。金吾卫驱驰绕宫。伺察守备。
一直等到太阳恢复常态，仪式才算结束。
这就是自夏朝开始传下来的“合朔伐鼓”的礼仪。
但这次的“日蚀”发生得太显突然，司天台事先并未有半点察觉，自然也就谈不上举行合朔伐鼓的仪式以救日蚀。
朝议之时，吏部尚书、右仆射裴遵庆就以失职之罪弹劾司天台博士萧程，罢其官。
随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上表，奏称“日蚀”的天象是对赋税制度大改革的强烈反应。
盖因“两税法”、“募兵制”等制度有悖祖法，违天地伦常，才引起上天震怒，以至降下警兆。
若欲平息天怒，就必须恢复祖法，否则恐怕会引起更大灾难。
王缙上表之后，立即引起不少赞同之声。
一时间，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两税法”、“募兵制”等制度，似乎这正是引发天兆的根源所在。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对此不以为然，直称“日蚀”之兆并非应在本朝，而是在洛阳的伪燕。
元载认为，史朝义弑杀其父史思明，叛唐自立，对抗天兵，以致国出二君，这才是真正有违天地伦常的行为。
此外，他更立场鲜明地为“两税法”和“募兵制”辩护。
直言“两税法”之法虽非古有，但利于朝廷在赋税方面的收入增加，减轻百姓不必要的负担。简化税制，扩大纳税面，更能让朝廷控制财政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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