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大总校迁往晋冀豫边区，并在各主要根据地先后创办12所分校。1943年，总校迁回陕西绥德。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结束。学校开办期间，共培养十多万名抗日干部。
......
抗大成立后，林彪担任校长，刘伯承担任副校长，在新生入学时，刘伯承就给大家讲了这个问题。
刘伯承说：“教员曾经问过我，你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上过学，你说说，我们这个大学能不能跟人家的大学比啊？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
刘伯承说到这里时，下面的学员们都笑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伏龙芝军事学院是非常正规的世界级军校，要什么有什么，而抗大刚刚成立，连教室都没有，只有窑洞，桌椅板凳也都是破破烂烂的，先进的教学用具更是一件也没有，可以说要什么没什么，这怎么能跟人家比呢？
刘伯承说：“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大名鼎鼎的教授，我们呢？”
刘伯承扫视着下面的学员们，自豪地说：“有！教员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同志都是嘛！还有朱德同志和许多老同志也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都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都可以当教授嘛！”
最后，刘伯承说：“我们这里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中华民族的正气！”
这番话说完后，下面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
其实，这也是我军长期以来的一个真实写照，论武器装备，我们不如对手；论后勤补给，我们也不如对手，但是，我们有无数才华横溢、艰苦奋斗的革命家，确保了我军历经无数艰难困苦都始终屹立不倒，并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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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1938年4月16日，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至12月陆续毕业。此时，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损失很大，伤亡惨重，在抗日战争全局中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较大发展，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开始进入主导地位。
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华北、长江南北等地展开了更加广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并牵制着日军向中原及大西南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威望。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位于大西北的抗大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广大爱国青年和一些知名人士及华侨。他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投笔从戎，通过各种渠道，冲破阻力，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涌向延安，奔赴抗大，寻求抗日救国之真理。
抗大第四期正式开学后，由于来延安的青年学生人数猛增，这一期学员达到5000多人，几乎是前几期学员人数的总和。这是抗大历史上学员人数最多的一期，也是知识分子比例最高的一期。教员对这些知识青年非常重视，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从西安徒步来到延安的。他们当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平津地区及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大中学生，有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如郑律成、贺绿汀、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张平、颜一烟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4名华侨青年；有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子弟，如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子黄鼐、冯玉祥侄孙冯文华，国民党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之弟傅作良等。
第四期开学前后每天要接纳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外来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的确是抗大的“黄金时期”。教员兴奋地为第四期开学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并指示抗大把为抗日前线培养知识青年干部，作为这一期的中心任务。
抗大第四期共招收学员5562人，先后共编为8个大队43个队。其中训练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国统区)、沦陷区地下党派来的干部907人，编为7个队；男知识青年4001人，编为31个队；女知识青年654人，编为5个队。全校知识青年学员共计4655人，占在校学员总数的83%。
由于这一期学员人数一下子增加到第三期的4倍多，抗大校舍根本容纳不下，只好采取分散办学的方式，除第二大队、第三大队、第四大队、第八大队驻延安附近外，第一大队驻瓦窑堡，第五大队驻庆阳镇，第六大队驻洛川县，第七大队驻蟠龙镇。
第四期校部领导人是：罗瑞卿任副校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许光达任教育长，陈伯钧任训练部部长，欧阳毅任秘书长，周文龙任校务部部长，许世友任校务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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