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周浚恪的指点，江充等人的工作进展变得非常顺利。县丞带着吏员，在乡正和村正的陪同下，挨家挨户的登记造册。
吏员们不在目中无人，变得态度和蔼、笑容可掬。
拿回来的信息，便让请来的工匠们加班加点的赶制竹牌。
主薄和来帮忙的核算员，开始给大户们计算利息和讲解契约条款，让他们自主选择贷款年限。
契约则是周浚恪亲自下笔，再由人誊抄完成。
江充和县尉两个人，带着三班衙役和以工代役的百姓们，开始了修葺水坝。
现在县衙账面上富裕了不少，按照周浚恪的吩咐，给工人们提供两顿饭，一天还给二十文的工钱。
对于这种败家子行为，江充等人不敢有任何异议，只能捏着鼻子照做。
安朝的税制，跟其他朝代一样实行赋役。
赋，既是是人头税，按丁征收。
这个税法弊端太多，地多者越来越富，人口越来越兴旺。地少者不敢生，导致人丁不旺，受乡里大族富户欺压。
土地兼并会越演越烈，百姓们就会越来越苦。
役，就是徭役。随军的民夫、乡里的劳力都算徭役，这些都是要命的苦役。
像什么去临县送个信，充个三班衙役，去外省押运个东西，算是比较轻松的徭役。
不管是苦役还是轻松的徭役，都属于义务劳动，没有一文工钱。
而且这个徭役，有很大的操作性。一般大族富户家的子弟都不会服苦役，只会服一些轻松的徭役，或干脆没有什么都不做。
所以就导致很多百姓投靠大族富户，以躲避赋税和徭役。
如此一来，县里就多了很多隐户和隐藏土地，这便是地方总是财政不足的原因之一。
而大族富户能躲避苦役，县里规定的名额就得由穷苦百姓们顶上。干些苦大力都算是好的，虽然累了些，至少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性命无忧。
摊上打仗时候征民夫，那可是九死一生的苦役。往往摊上这种徭役，百姓们出行前都会与家人生离死别的大哭一场。
而这些民夫战死后，家里的土地还会被大族富户觊觎，家里的孤儿寡母往往被欺负的不得不将田地卖出，成为没有土地的佃户。
更惨一些的，甚至被迫背井离乡，成为没房没地的流民。
即便如此，一穷二白的还得交人头税。
意识到这些的周浚恪，认为现在博昌县正好是破而后立的好机会。仗着自己齐王的身份， 直接改革了博昌县的税务。
县里不在收人头税，改摊丁入亩收田税。
固定税额，每亩地交多少钱。地多的多交，地少的少交，没地的不交。
取消徭役，出工就必须给钱，从根本解决百姓从事无偿劳动。
而且周浚恪把博昌县的商税提高了，原来是三十取一，现在直接十取一。
这几册文书到了江充等人的手上时，看是看过了，但其中的奥秘谁也没看出来。只是认为周浚恪的改革，有些过于激进和不合时宜。
但是他们只是齐地一地的县官，根本左右不了人家齐王在自己封地搞更变制度，只能含着泪等着太子殿下的归来。
他们也不是为了告状，只是为了表明小胳膊拗不过大腿，都是齐王殿下让我们这么干的。
费了牛劲写完改革的周浚恪，彻底躺平在了海边，左卫率的驻地都不回了，来回折腾太费劲。
在靠着海边的渔村，周浚恪和随行人员借住在几间茅草屋里。
周浚恪对住没什么要求，干爽、整洁就好。只有英放嫌弃简陋，自家王爷受委屈了。
这些茅草屋在风灾的时候，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是水泥到了以后，庄户们带着冯登科村子里的人帮忙修葺的。
这个村子，是周浚恪和冯登科千挑万选才决定的。
因为博昌县挨着黄河，县里靠海的地方就是黄海出口，那黄泥汤子里的海鲜根本没法吃。
这地方位于出海口70里地，周边有沙滩和礁石滩，水质清澈、鱼获可口。
冯登科村子里几户人家的男人，都成了建筑队和冰窖的主力，女人们都被撵回去照料田地和孩子了。
毕竟在他们的骨子里，田地才是第一位。
没办法，今年遇见了灾年。现在田地青黄不接，甚至都可能绝产。能有怎么一份供吃供住，还月例一贯的工作，先干着不失为最好的选择。
如果一直保持这个待遇，一直干也好，反正田地有自家女人打理。
当初周浚恪准备雇佣全村的男女，后来摊丁入亩公文出来后，女人们都主动请辞或被撵回家了。
周浚恪也意识到了问题，冰窖对女人的身体太伤了。
以前百姓们都不敢生，现在政策变了，一定要多生几个。人丁兴旺，家族才能昌盛，男人们也更有干劲了。
为了弥补自己决策的失误，周浚恪把煎饼果子的手艺交给了村里的妇女，以后在农闲的时候能填补家用。
可能未来商业发展起来后，她们也能主职卖煎饼果子，兴许并不比自己男人们挣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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