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乱局丛生，叛乱四起，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北直隶，京师。
崇祯诏令杨嗣昌南下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授其便宜行事。
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总兵、参将以下即以赐剑从事，其敕印等项，都速与办给。
九月四日。
崇祯于平台召见杨嗣昌其饯行，手觞三爵，甚至专门为其写下了一首诗送行：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九月六日。
杨嗣昌领五军营精骑百名，辞京南下，轻装简行一路疾行。
九月二十九日。
二十三天时间，杨嗣昌便已经是带着崇祯的诏书，抵达了襄阳。
离开京师的时候，杨嗣昌一共带了一百余名五军营的骑兵作为护卫，算上幕僚和协助督理的官员，一共不过一百五十人。
不过进入襄阳的时候，跟随着杨嗣昌的从者，却是已经超过了千骑。
这多出的一千余名骑兵正是祖大弼、曹变蛟、贺人龙，还有陈望四人的亲卫骑兵。
陈望等人虽然先行，但是众人军中都有不少的步兵，因此行军速度并不快。
而后因为当时的清军南下的劫掠，北直隶、山东等地皆已糜烂，粮草补给不足。
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行军，只能是沿着运河暂时扎营等待。
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众人也是饥一顿饱一顿。
清军南掠，致使北直隶和山东残破不堪，数以百计的民众流离失所，每日所需要赈济灾粮食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北直隶和山东在历经过兵祸之后，又再遭遇旱蝗，所需的粮米因此更是激增。
能够供给给军队的粮食因此就更为稀少了。
本来从京师一路南下进入湖广，最为快捷的方式是从北直隶一路南下，直接进入河南省的开封府。
但是因为粮草的问题，一旦离开运河太远，路途上就会多出许多损耗。
河南省当时正值大旱，流民遍地，饥民漫野，根本拿不出半点的粮草。
因此陈望等人只能是绕行远路，经由北直隶南下进入山东，最后是一路南下到了山东的徐州，从徐州方向再往西才进入河南省内。
而此时徐州的郊野，和官道之上，聚集着大量逃荒而来的流民。
河南在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两年，先遭旱灾，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
十年六月，河南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
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蝗灾，同年秋，蝗飞蔽日，五谷食尽及竹、树、菱、芦。
十二年旱蝗，大荒，赤地千里。
从河南布政司发来的奏疏开头短短一段话便已经是说明了一切：“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
许多河南出身正在京师的官员，跪请赈灾。
但是奏疏传入皇宫之中，最终却是了无音讯，俱被留中。
河南遭逢兵祸，连遇旱蝗，千里赤地，早已经是一片萧瑟。
河南省内还活着的人为了活命，只能是携家带口的逃亡周边没有受灾的地区。
就在这样的情况，陈望等人领兵行进的速度也因此变得极为缓慢。
等到他们勉强进入了河南省之后，真正的困难才到来。
进入了河南府，离开运河沿线，补给变得极为困难。
就这样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才终于抵达了河南省南阳府，临近湖广的新野一带。
因为此前的战乱，新野一带并没有多少的流民，靠着从湖广襄阳运来的粮食，也算是暂时稳定了下来。
就在二十三日的时候，陈望和曹变蛟等人准备继续领兵南下进入湖广的时候，杨嗣昌的军令先一步传了传到了新野。
而后遵奉杨嗣昌的命令，陈望等人带领着兵马在抵达襄阳的城郊之后，便就此扎营据守，等待着杨嗣昌的到来。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时分，
杨嗣昌带领着百余名风尘仆仆的五军营精骑，进入了襄阳外的四镇军兵大营，升帐聚兵。
点了陈望、贺人龙、曹变蛟、祖大弼四人各带了两百余名精骑，合计千骑，直奔襄阳城。
抵达襄阳城后，查明身份，知晓是杨嗣昌领军亲临，守卫着城门的将校不敢阻拦，只能是打开了城门放行。
杨嗣昌没有停留，直抵襄阳大营，升帐聚将。
杨嗣昌进入襄阳大营之时，熊文灿正在襄阳的总督府中处理公务。
对于杨嗣昌的到来，熊文灿完全没有准备。
等到熊文灿匆匆忙忙赶到襄阳大营之时，一众明军的将校已经是在帐中全部站定。
杨嗣昌升帐而坐，坐在了他原先一直坐着的主位。
杨嗣昌头戴着乌纱帽，身穿织金云纹过肩行蟒袍，腰系玉带，端坐于首座，凌人的锐气自他的身上弥漫而出。
顾盼之间眼眸之中满是凌人的锐气和威严，甚至让人不敢与之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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