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元年（1403）明朝的军屯“子粒粮”（即军屯税赋）收入，就达到了2300万石，相当于宋元时代每年粮食收入的近一倍，官民田税收为三千一百万石，两税合计五千多万石。
全国军屯田地大概四百万顷，民间州县官民田地，也约四百万顷。
全国大概八百多万顷。（官民田税低，军屯亩税一般三到七倍官民田，所以军屯子粒粮比较多）
朱高煦又问“永乐时藩王多少田？”
夏原吉也没看自己刚才递的奏折，直接道“全国藩王共占地十四万顷。”这些田是不交税的。
朱高煦若是精通历史，就知道为啥明朝后期这么惨了，永乐时还能收五千多万税，到中后期都是两三千万。
因为到了明朝中后期，官方统计的田越来越少，最后只有四五百万顷田。（中间张居正重整过一次，搞到七百多万顷，后来又降下去了）
其中军屯田到后期不足洪武时10%，九成以上的军屯田被高级武官侵占吞并。
民田就是被读书人优免投靠的越来越多，军民田都在减少，税收当然越来越少了。
其实在永乐年间以后，明朝“军屯”的“产值”，就开始每况愈下。大量原本属于“军屯”的土地，都被各级武将乃至朝中权贵高官们巧立名目侵占，耕种“军屯”的“军户”们，也都沦为了农奴。
仅到了明朝正德年间时，明王朝账面上的军屯土地，就只剩下了1600万亩，不到永乐年间的零头。就这数字还“注水”。同时代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哀叹说“屯田有名无实”，传说中的土地，早就被分光了。
“军屯”到了这个地步，别说给国家军备“输血”，就是“养兵”也难。明朝账面上的“二百万大军”，逃跑也成了常态。比如广西省，理论上该有十二万驻军，到了弘治年间时就剩了一万八千人。江西南昌左卫旗军，原本该有四千七百多人，到了弘治十六年操练时，竟只有141人。金华千户卫该有一千二百精兵，到了嘉靖年间时，竟只剩了34人。
所以说，原本的永乐时期，已经是大明最辉煌的巅峰，永乐之后的大明，就每况日下。
这些原本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朱高煦知道大概，但现场所坐的大明高官们可不知道。
朱高煦这时问“今年税赋有多少知道吗？”
夏原吉道，秋税还没收上来，不知。
洪熙元年还未正式实行朱高煦的新税法，仅朱高煦以前统治的几个地方这么干，所以夏税比去年增两倍，但秋税才是大明重头。
明朝田赋的税率，各地不一；土田的归属不同，来源不同，税率亦不相同。
一般说来，凡官田五升三合六勺，民田减两升，重官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因为犯罪等被查抄的）一斗二升。苏、松、嘉、湖、常、杭诸州浙西地区，因土地肥沃，又曾是张士诚统治之地，故田赋独重，亩税有的八斗。
老朱自己家乡，亩税为零点五升，大伙对比下，是不是很离谱，差距要以百倍计
军田在洪武永乐时为一亩交一斗，永乐元年改为一亩交一斗二升，数倍于官民田。
但一亩的产量，通常在两石左右，这个税率，仅相当于二十分之一。
“朕定税为十分之一起，夏部堂想想，按平均一成计，今年税赋会有多少？”
朱高煦定军田为税十一，仅四百万顷军田计，以低产不足两石亩产计，折七亿石计，可收税粮七千万石，比原来永乐翻三倍。
其中秋粮，最少占六千万石左右。
朱高煦这数据出来，四周一片哗然之声。
“藩王的田，绝大部份会被充为官田民田，从明年开始，官田将税两成。”
现场又是哗然，这绝对属于重税。
“民田税不改，暂时依然是亩三升三合六勺。”朱高煦不明白为什么大明民田税这么轻，后期也收不到多少粮食，开始估计是百姓不重视水利的原因，后来才想起有徭役的危害。所以他要想办法慢慢取消徭役，但他执政之初，这个不能一下子取消，得慢慢来。
像苏松地带的税赋，已经在洪熙元年初就降到和普通地区一样。
经过朱高煦的改制后，明年全国所有税粮军田加官田，绝对破亿石，是永乐元年的两倍。
这个数据确实震惊众人，但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明年的新税法能执行下去。
二是随着现在的军士退役，带走军田，后期朱高煦还要增加民田的税收，与军田持平，并不能降低军田。
他答应过建文永不加赋，那必须保证百姓受到的实惠，远远超过付出的税赋。
其实让老百姓受到实惠很简单，取消沉重的徭役就行。
前面说过，一个有二十亩田的中产农民，如果家里没出读书人，几年徭役下来就会破产。
但现在朱高煦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很多工程需要劳力，暂时必要的徭役不能取消，只能一步步来，根据他的税赋情况，逐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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