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湘莲在芦台场忙的不可开交。虽知该适当放权，但他并不放心将事情完全交给下面人去办，许多切实可行的想法在这些“土着”听来好似天方夜谭，不肯接受。
就比如从众灶户手中征地便遇到麻烦，或是不相信煎盐之法成本更低，或是对分配红利保持怀疑，最后只得先撇开这些人，在尚未开辟的荒滩上展开建设。
这也不能怪他们无知，百姓的创造性很大程度上是被压制了，过惯了朝不保夕的苦日子，又对朝廷不信任，不敢轻易变动，生怕引发不测之祸。
除了尽力解说明白，有时柳湘莲也不得不摆出官威，强制推行。
同行而来的户部属员和税卒也被安排了任务，投入到建设当中，良好的官民关系正在形成。
他不时要开会给众人“洗脑”，反复说明百姓是衣食父母，为百姓做事便是堂皇正道。
这种说辞有人听得进去，税卒多来自逃难百姓，又经过几个月的集训和筛选，思想不好的早被斥退，理解不理解不说，服从意识强烈，没什么问题。而户部属员却不尽然，他们多是被各司丢出来的“弃子”，多有各类毛病，有性情耿直的认同柳湘莲的观点，乐意效劳，也有自命不凡的不愿与泥腿子共处，将柳湘莲安排的协助差事视为羞辱，辞官而去。
更大的问题出现在招募的缉私营上。
现今缉私的权力并不统一，一面是盐政系统，包括转运盐使司、批验所、校所、盐仓等，涉及食盐贩运各个环节，一面是地方官府查禁，主要是销售环节。
效果如何不用多说，通常是官私、商私视而不见，小民贩卖零散食盐则严厉打击，趁机敲诈勒索。
设立缉私营同样难有良好效果，一旦分别驻防关口要道，很快就会腐化堕落，严重扰民。这是大趋势，不是柳湘莲所能左右的。
但在时人看来，解决私盐泛滥的问题就要加强缉私力量，根本认识不到是制度问题，官盐昂贵的情况下私盐永难以遏制，查禁不完。
柳湘莲趁机奏请设立缉私营也非全然公心，是想借机加强手中力量。只要他担任巡盐钦差，这队伍就会为他所用。而借助永隆帝的信任，这个职位短则一两年，长则数年都有可能。
缉私营成员来源复杂，包括少数灶户和大量外来者中的青壮，身份的转变使不少人萌生了特权意识——正因受过太多欺辱压迫，习以为常，反而认为天经地义。
柳湘莲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儿，这种想法在所难免。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更好办法，无非是身体力行以作表率，经常宣讲以导引向善，再给与基本的生活保障，仍旧表现不佳的便予以除名。
此外，义学建成后雇佣了几位夫子，柳湘莲经常过去对那些先生的授课予以指点，凡不按他要求讲课的都被辞退了。
他的要求很简单——多认字，会读书，能算账，再读些浅显历史便好。至于什么“微言大义”，就免了。不是他认为这些孩童没有考进士的才华，也不是朝廷限制灶籍出身的读书人，而是他们家中财力不足以支撑他们寒窗苦读。跟他们讲什么读书做官，这不是害人么？反倒不如脚踏实地，早日掌握一技之长。
柳湘莲乐此不疲，在芦台场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这在外人看来就显得迷惑难解，不明白他目的何在。
本以为他会直接去两淮，结果在长芦停下；以为他会鲁莽到底，将长芦彻底翻天，结果只清理了天津的盐场便收手；以为他该走了，结果搞起了盐场改建和屯田，乃至各种毫无关联的杂事……
此人到底想做什么？这是巡盐钦差还是盐场大使？鸡毛蒜皮的小事何需你来做？
诚是不知所谓，不成体统，大失朝廷颜面！
树欲静而风不止，京中日益热闹。
一些官员在弹劾柳湘莲无效后，很快转移了目标。让他们觉得不便是，柳湘莲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不是读书出身，也就没有同学和老师可对他施加影响，想说结党营私都靠不上。
虽出身理国公府，实际上与柳家众人反目成仇，虽与荣国公府有瓜葛，也仅是血缘关系，非政治上的同盟，且贾家并不比柳湘莲更好对付。
筹饷司、税卒营以及新成立的缉私营，在永隆帝刻意纵容下完全被他一手掌控，而他又格外重视纪律，严禁任何扰民之举，根本找不到攻击借口。
于是有人试着弹劾筹饷司所办《京报》妄议国政，妖言惑众，理当查禁。
永隆帝当即予以斥责。
他很清楚是谁在做这些事，无非是与盐政有所牵连的官员，想终止柳湘莲的职务。
这时不能允许任何对柳湘莲不利的事情发生，否则会是明显的“倒柳”信号，柳湘莲的处境会更加恶化。真要到了举朝皆敌的时候，他也难以护住柳湘莲。
终于，有人发现最好的攻击目标是姻亲，也就是柳湘莲的丈人秦业。
很快有人弹劾秦业贪污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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