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此人便是贵州提学使席书，提学使是省级的教育行政官，每个省只设一人，正三品；总理全省学务，选用僚佐，旌别属官，主持乡试，管理驻防学务等事宜。即督察全省府、州、县儒学事务；掌管全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掌理岁试、科试，届时巡视各府州，考查诸生的文才、品行、学习勤惰，并对所属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学官进行考核；负责考送贡生，岁贡考准，由学政给予贡单；凡全省重大事宜提督学政均参加会议，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共同会商。
上次夏高砸龙冈书院被学子和村民打了以后，就写了一封告状信到贵州提学使席书处，说王阳明私开学堂，传授歪门邪说，聚众抗拒官府等等罪状。龙冈书院已经声名远播，席书作为贵州教育和学术界的最高官员，本身就想见见这个王阳明，接到夏高的告状信后，就更有兴趣了，于是自己亲自作为学子的身份来听了王阳明的讲学，是否像夏高说的是歪门邪说；一上午听下来，知道王阳明讲授的都是正宗的传统儒学，而且对王阳明的学问和独特的见解甚是敬佩。相信王阳明不会杀人，见夏高如此咄咄逼人，就出来调解。
“您是？”王阳明惊讶的看着走出来的老头道。因为王阳明讲课从来都是公开放讲的，只要喜欢听的，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进来听，所以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来进来听课，王阳明也从来没去多问，只管自己讲课。
“老朽贵州提学使席书是也。”席书边说边走到王阳明面前道。
“拜见席大人。”王阳明上前作揖道；王阳明对席书也早有耳闻，本来就想去拜见，后来想想自己只是一个发配之人，又只是个驿丞，不入品；此时去拜见有巴结攀附之嫌，于是也就作罢了，没想到今日亲自了来到了自己的书院；据传这个席书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清廉奉公、敢于上疏谏言。
据说弘治十六年（1503年），云南地区发生严重地震，皇帝孝宗命侍郎樊莹到云南巡视，樊莹上疏奏请罢黜云南地方官300多人。席书不同意这种做法，便上疏说：“灾异是由朝廷引起的，而不是由云南引起的。就像一个人当受了内伤之后，四肢才出现病状。朝廷就像一个人的元气，而云南也就是四肢。怎么能舍弃发病的根源不管而去治疗四肢那表面现象呢？当今，内府供应比往年多了好几倍，朝廷中有数干名只领俸禄不干事的冗官，还有数万名校尉需要供给，供焚香祈祷的寺院不停地修建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宫廷内专督江南织造的内织染局催促频繁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朝廷在赏赐方面的用度超出了应有数目；皇上的亲戚强夺民田，皇上身边的宦官经常被派遣骚扰百姓；大狱中的囚犯在事先拟好的诏词面前不敢争辩，刑官也不敢为其申冤；贤能的大臣没有被起用，言官因为上谏言被罢还没有恢复；选任官吏，提拔官吏的制度已被破坏。出现灾异是上天示警，这一警报偶然出现在云南，却想用罢黜远方官吏的办法来消除，这是什么道理呢？樊莹的职责是巡察，他不能弹劾那些致使国家出现灾异的人和事，却只考察罢免了云南的官吏，这正是舍弃了根本去治疗表面啊。希望皇上能根据臣所指出的弊政，一条一条进行革除。其他应该革除的弊政，应该推行的大政，请皇上命令有关部门呈报上来，再予以兴革。”虽然这些切中时弊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用；但在朝中却是有口皆碑。
“此事定有误会，我看王守仁不像是见财起意的人，不妨大家坐下来好好的理一理。”席书听了王阳明一上午的课后，对王阳明也是大有好感。
“全听席大人的安排。”夏高本来就理亏，只是想无赖栽赃而已，见席书这么说，自己也不敢再硬来；席书不仅官职比自己大，而且在朝中的威望挺高，只能听从席书的。
王阳明拿出了杜闻喜的行李和遗书，并把前几日见杜闻喜的事情一并说了一遍；夏高听了，杜闻喜并没有把五十两银子的事情说出来，心里暗自窃喜。
此时周围的村民也赶了过来，他们看到夏高又带衙役来书院，以为是又来砸书院了，纷纷拿着农具过来准备再打一次夏高和衙役。
见大家并没有打起来，而是在查案，此时，一村民走出来说道：“昨天早上我天没亮就去蜈蚣坡上干活了，见三人来到蜈蚣坡，我以为他们是早上起来锻炼、呼吸新鲜空气的，没想到是跳崖的，跟阳明先生没有关系，我可以作证，谁敢抓先生，我跟他拼了。”村民们本来对王阳明就特别感激，也深知王阳明的为人，见有人冤枉王阳明，纷纷出来作证，情绪也特别激动。
“乡亲们不要激动，现今看来杜闻喜确实是跳崖自尽的，没人会抓王守仁。”席书道。
“只是这五十两银子不见了，倒是要找一找；夏大人，你觉得如何？”席书转而对夏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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