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早期由于充足的税源和繁荣的海外贸易，直到庆元年间，维持宗室开支都还不成问题。
但是，由于豪强大地主的兼并侵占，税源减少，再加上贸易的衰退，这项支费变得越来越沉重，泉州官府无计可施，只得寅吃卯粮，预征一两年的赋税，惹得百姓怨声载道。
而所谓的贸易衰退，也不是真正的衰退，其实只是许多贸易行为转为走私，朝廷收不到税而已。
后来真德秀知泉州时，大力整顿海贸，市舶税有所增加，承担起宗室开支的更大份额，稍微缓解了这一窘境。
当然，宗室也不是只等着朝廷发钱。
宋代并没有把宗室圈起来当猪养，而是允许他们从事正常职业的，其中最好的出路自然是科举做官了。
南渡之后，福建总共四千多名进士，其中有三百多是宗室子弟，这个比例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授官之后不少人都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政绩。
另外就是间接或直接从事商业。
随着宗室迁移至泉州，一大批官、军、士、贾、工、农、艺、杂等人员也相继涌入泉州，为泉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提供了充足的基础生产力资源。
宗室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生产工具，带来罗、绢、纱、绫等新产品，传入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先进技术，以及先进文化，促进泉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繁荣。
较早的时候，宗室只是参与生产经营提供出口产品，近几十年才组织船舶出海，直接参与海外贸易。
毕竟泉州官府财政困难，难以承担宗室开支，南外宗正司只能利用贸易利润来养活宗室成员。
他们进行海贸当然会享有明里暗里的优待，对普通海商来说是一种不公平，但起码比直接向国家伸手或者盘剥百姓要好一些。
不过宗室海贸的规模在整个贸易中占比其实很小，一来有大头巾们盯着，二来地方豪强和强势蕃商觉得宗室分走了自家利益，常常联合起来排挤宗室。
因此对赵孟启来说，宗室和他是站在同一阵线，是对付豪强蕃商的可靠力量。
哪知才到泉州，就遇到了赵希汉这么个‘顽固派’。
赵希汉对于赵居静的辩解显然是不认可的，“为懋迁之利，与商贾皂隶为伍，令族中乌烟瘴气，你们是赚了点钱，但却令更多子弟沉湎于骄奢淫逸，争竞那些毫无实用的番邦奇货，日渐轻浮浪荡，不思读书进取，要咱说，就该关停了这市舶司，我大宋自有物产，口中食，身上衣，日所用，何物没有？而蕃商贩来之物尽是珍珠、香料、象牙、胡椒、珍木之类花哨奢侈之物，不能养民，也于国无益，只会败坏人心，助长贪欲，催化奢靡之风，就说那一颗破珠子就能卖出五六万贯，五六万贯拿来买米，可以养活多少人？拿来打造兵甲，可武装多少强军？而一颗破珠子能干嘛？就算吃了能成仙，那也值不得这个钱，何况屁用都没有，与石头也无异，只不过是炫耀攀比之物，正是越来越多人陷入这无休止的欲望需索中，才会使得兼并盘剥之事越发严重，燕王你若有志中兴，成有为之主，正须重塑风气，扫净浮华，将这泉州蕃商全部驱离，然后厉行经界，兴农劝学，振作百业……”
赵希汉滔滔不绝，将心中积攒的不满一股脑发泄出来，每字每句都狠狠打在在场数千‘高端人士’的脸上。
他这番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豪强以兼并所得之利投入海贸，获取更大的利益后又反过来加剧了兼并，腐蚀地方官吏，偷逃田税商税，从而造成了恶性循环。
而且赵孟启也赞同那些蕃货确实没什么卵用，也就是装点门面，再加所谓的提高生活质量……
如今老百姓连生存都保障不了，大宋更是走到了灭国边缘，有什么资格讲生活质量啊！？
但这一切是阻止不了的，因为追求欲望就是人的本性。
所谓饱暖思淫欲，有了好的就想更好的更稀有的，人无我有才能体现优越感，至于实用价值，谁在乎啊？
在那些富豪贵人心中，永远都不可能为了百姓的生存和国家存亡来稍稍降低自家的生活质量。
可要是说那些奢侈品对国家毫无用处，那也不尽然。
毕竟任何时候都有阶级存在有贫富差距，这是客观存在又无法改变的。
如果不管贫富都是同样的生活水平，那富人掌握的财富就只能堆积起来，犹如死水。
而奢侈品可以使得这些财富发生转移，重新流动起来，流向社会进行再分配，这个过程必然会给普罗大众提供收入，也就是商业，然后国家再从商业行为中取得税收。
之所以宋代重商，其实是因为和其他朝代不同，宋朝建立来源于大地主支持，开国时无法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对土地掌控力太弱，无法收取足够财政所需的农税，因此才把目光放在了便于国家掌控的商业上。
能否对国家有益，就看是不是能有效在流通过程中获取税收，以及这税收最后使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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