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一日，大朝，太尉刘裕奏《八项事宜疏》。黄门侍郎羊欣大声宣读刘裕的奏疏，刚念罢第一条，朝堂之上就引发轩然大波。
“燕国既平，变民被灭，休泰之机已显，臣上疏陈便宜八事：其一，试行土断。请于扬州境内试行土断……”
土断是朝廷为了解决侨置带来的问题推行整理户籍、重新调整郡县的一种手段，主要是居民不分侨、旧，一律按所居郡县编入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清理隐匿的漏户，把逃亡的农户和豪强阴蔽的私户重纳为赋役的对象。
土断一说是西晋司空卫瓘所提出，最初的目的是依照汉代的乡举里选法，使举善进才，纠正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东晋建立后，设立了诸多侨州、侨郡、侨县安置流民，这些人称为侨人，户籍有别于当地百姓的黄籍称白籍。白籍不算正式户籍，好处是不用承担国家调役，不过这些侨人要被招募参与北伐。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侨人分化成两极，王谢这样的上品门阀主政朝堂，占用田园山林，而多数无产的百姓不得不沦为部曲、佃客，或者开荒成为自耕农。
南下的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因为权力爆发矛盾，南北百姓也因朝廷的赋役政策不同而引发侨旧矛盾，为躲避朝廷税赋，不少南方的百姓索性依附在门阀门下。
这样一来，门阀士族大量地侵占土地、隐匿户口，严重地影响了朝廷收入。于是东晋朝廷分别于咸康十年(341年)和兴宁二年(364年)进行了咸康土断和庚戌土断，效果明显。
特别是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大大地提高了东晋经济、军事实力，为北伐筹集了资本，甚至为后来的淝水之战奠定了基础。
桓温逝后，庚戌土断被废止，门阀士族再次大量地侵吞土地，而司马元显因为建康兵力不足，征调江南“免奴为客”者进京服兵役的诏书引发了孙恩之乱，加速了晋王朝的毁灭。
眼下的朝廷国库空虚，除了雍兖等地，江南各州登记入籍的百姓不过三百万数，大量的百姓成为门阀的部曲和佃户。
徐道覆攻打朱雀桥时，光乌衣巷中的门阀就能组织起一千多人的部曲，可想而知这些门阀的农庄、别墅中有多少佃客。
刘裕在京口诛灭刁氏时，其门下佃客三千余人，得田千余顷，敞开库房，粟米任由百姓称力而取，居然弥日不尽。相比王谢庾郗禇等上品门阀，刁氏还是小巫见大巫，刘裕雄心勃勃地想通过土断富国强军。
然后刘穆之、刘敬宣、徐羡之等人无不劝他要小心谨慎，土断必然引起门阀士族的反对，刘裕与门阀之间的关系刚有所好转，若是此时进行土断必然致使关系破裂。
经过再三商讨，刘裕决定以扬州为试点进行土断，因为扬州经孙恩、卢循之乱，百姓伤亡惨重，门阀士族对三吴之地的掌控力大大下降，刘裕是兼任扬州刺史，拿自己所任的州来试点旁人无话可说。
即便如此，尚书左仆射郗恢和中书令谢混皆出言反对，朝臣们纷纷附和。琅琊王头痛地摆摆手，道：“诸卿，且听完太尉的奏疏再议。”
“其二，裁撤冗官。郡县凋散、百姓寥落，应精简人员，裁撤冗官。”
刘裕在奏章中明确提出，扬、徐、荆三州置将不得超过二千人，官吏不得超过万人；其余州置将不得过千人，吏不得过五千人，但兵丁不在此限。
丹阳尹郗僧施心中盘算，这条限制各州官吏将领的人数，恐怕是针对豫、江刺史刘毅而来。雍兖梁司青五州被杨安玄把持，朝廷几乎插不进手去，官俸也不用朝廷供给，每年还会上缴国库数十万石钱粮，置将设官之事朝廷难以约事。
以前广州被卢循占据，对朝廷旨意置若罔闻，自然也不会听从朝廷派遣官吏，如今刘太尉派禇裕之为刺史，广州重归掌控，但广州经卢循之乱，官吏数目不足，亦无影响。
交州地处偏远，朝廷官员多不愿去就职，朝廷对他的管辖十分有限。原交州刺史杜瑗逝后，交州官吏以交州离建康万里之遥，刺史之职不应中断，推举其子杜慧度代管交州事务。
杜慧度斩杀卢循后，朝廷授其使持节、督交州诸军事、广武将军、交州刺史，赐爵龙编县侯。杜慧度向朝廷进贡大象、金银、古贝等物，表示恭顺之意。
郗僧施知道刘毅前段时间为对付庾悦向朝廷上疏要求精简江州军政，将江州归于其治下，朝廷下旨应允。刘太尉此议恐怕是借题发挥，趁机减少豫章将领和官吏的数量，南平公是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三，整顿吏治。惩处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官吏。”
朝堂上不少人心中暗凛，九品中正制让门阀士族受益，他们的子侄能轻松入仕，但有不少人不能政务，只知吃喝玩乐，看来刘太尉要清理这批人。
“其四，废除苛法。奏请天子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其五，举才需试。九品中正制初置选拔秀才、举孝廉，需加策试合格方才取用，拔用寒微的才学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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