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开帆入天镜，直向彭湖东。”
大昌诗人李太白在《泛彭蠡寄黄判官》一诗中所写乃是鄱阳湖水景，天下闻名。
鄱阳湖的称呼有很多：彭蠡泽、彭泽、官亭湖、扬澜、担石湖等等，不下十个。这倒不是因为它有许多渊源，而是由于它兼并了许多小湖，逐渐扩大，同时也并蓄了那些小湖的名字。
《禹贡》中记载“九江孔殷，东为彭蠡。”彭者，大也；蠡者，瓠瓢也，即葫芦。也就是说，这片洼地湖泊，自古就形似葫芦瓢。
因湖中有鄱阳山，故名鄱阳湖。其湖绵亘数百里，亦名彭蠡湖。
鄱阳湖归饶州所辖，距南昌府不足百里，可为省城屏障，此处驻扎军士近万人，归水师提督张俊统领。
别小看鄱阳水师不足万人，却是支有着光荣传统的精兵强军，底蕴十足。
秦楚末年，各路军阀崛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天下大乱。
太祖常威自信州起事，兵锋所至荡定四方，最后与“汉”帝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是为鄱阳湖之战，又称鄱阳湖水战、鄱阳湖大战，是双方为争夺鄱阳湖水域而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决战以太祖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这次战役被视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战。
此战，太祖乘陈友谅军久攻坚城受挫，分兵据守鄱阳湖口，先断其退路；继集中兵力，巧用火攻，歼其主力；后水陆截击，全歼陈军于突围之际。是时，炮火连天，湖水尽赤。创造了水战史上以少胜多的着名战例，为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乃是中国历史上继赤壁之战后的又一个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太祖乃道：“今日之功，胜赤壁走曹瞒远矣！”
鄱阳湖之战，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到八月二十六日结束，前后历时三十七天，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舰只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空前的。
陈友谅兵败被飞箭射中头颅而亡后，其心腹张定边等护其子陈理返回武昌，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
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太祖麾下西吴军廖永忠部兵临武昌城下，陈理出降，汉亡。陈理至应天，太祖封为归德候。数年之后，太祖出于“安全感”，将其送往高丽定居，遂“平安无事”也。
大定立国百五十余年至今，“崇文抑武”直接致使了大定军队和武备力量陷入孱弱的状态；“党争之祸”直接通过政治斗争而牵连到国家整体历史的完整。
范仲淹、韩琦的变法，在变法初期，通过自断一臂来使得大定王朝政治和吏治呈现空前清明现象，而变法改革者穷追不舍，新、旧派政治斗争过于激烈，最终的结果导致变法失败。
国家耗费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堆积起的新政，直接横空就浪费掉了，而整体政局因为旧派的强力反弹，重回变法前的模样；这就是定仁宗时期第一次改革带来的党争，而最终引起了国家实力受损。
有识之士认为，国家战略形式和国内状态只能循序渐进的发展，大定是不具备承受政治大变动能力的。既不能怪新党推行的改革变法是错误的，也不能否定旧党保持的维护现有基础上慢慢改革的谬论，只能怪大定王朝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多超争霸的年代，北方有强大的契丹人和女真人，而西北有顽强善战的党项人，西南又有实力不弱的大理人，大定处在多战之地，这样的地缘劣势，就注定了王朝时刻都得抗住外部压力。
当初丢失的幽云十六州，等于丢掉了北方重要的屏障，这样时刻面对北部骑兵威胁的沉重压力下，定庭内部是经不起内耗的；外部压力，造成统治者无法有效压制文臣集团。而迫于这种压力，导致了大定统治者，无法随心所欲的去支持或者压制文臣集团的某一方。
党争之祸，给国家财政和人才建设带来的极大的损害，文臣不再履行一个忠臣的使命，能臣也不再
惦记庙堂之上的天下事，成为了奸臣执政，贤臣外放的病态局面。
而当外族虎视眈眈之时，崇宁帝还在为成为“艺术大家”而沾沾自喜，当国内造反浪潮一声大于一声时，所谓的“国之重臣”们却在东京酒楼红院流连忘返；国家的疲弱军备和政治积弊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
军备松弛，防务空虚，是既定现实。所谓繁荣富强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被“五路伐宁”的失败撕碎，让觊觎者坐看笑话之际更动了歪心思。
不过，在大定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那便是大定水师天下无敌。即便是被杨幺在洞庭湖搞得异常难堪，水师之威亦是未有稍减。
所以说，人的固有思维真的很可怕，会将自己带入泥沼难以脱身。
钟相死后，杨幺成为“义军”首领，根据洞庭湖地区的特点，采取了“陆耕水战”的斗争方针。陆耕，就是在没有战斗的时候，在陆上耕种，为军队提供物质保障；水战，就是当敌人来进攻时，就在洞庭湖上以水战打击敌人。为了贯彻这个斗争方针，杨么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拥有包括车船、海蝤在内的战船一千多艘。“义军”凭借这支水军粉碎了官军的多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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