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深知，土地问题是封建王朝的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土地兼并，就解决不了底层民生问题。
作为皇帝，大明最大的地主，朱允炆始终是需要剥削农民，维护地主阶层利益的，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朱允炆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喊出“一切为群众服务”的口号，不可能将“最广大群众利益”放在大明利益的最高处，但朱允炆必须想办法，解决土地过度兼并。
解决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并不是纯碎为了百姓的生存，以表示自己的悲悯，更多的是从大明未来去考量，因为土地兼并，直接关系着社会稳定，关系着王朝更迭！
不想大明两三百年就灭亡，土地兼并这匹疯狂的马，必须有一根缰绳，否则，它会拉着大明，坠落悬崖。
土地，对于任何王朝而言，都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
它成就了很多奸臣，也拖累死了很多忠臣，它支撑着一个个王朝的兴盛，也挖掘着一个个王朝的坟墓。
古代的土地关系，是极为复杂，很难说清楚的。
在原始氏族或部落时期，大家都是穷光蛋，连个衣服都没有，自然不会谈什么私有，你捡来的石头，我也可以拿去打恐龙，你手里的果子，我也能啃一口，大家谁分谁啊。
生产关系的改变，最初的原因还是与生育能力有关。
这边二十年生了一百个，那边生了五百个，人家一招呼，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一大堆，什么氏族公社，不搞了，谁人口多，谁分的东西多。
于是，最初的母系氏族公社逐渐演变为家族公社，后来男人一看，自己有力气能打猎，也能打人，有吃的也有喝的，凭什么要被女人欺负？
于是，女家长时代结束，男家长时代开启，父系家族出现。
既然都是家族了，那原本的氏族财产，像是肉啊，果子啊，毛啊，石头啊，那自然也就成为了家族财产。
什么公有制，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抢过来也是我的。
私有制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
这个过程并非是短时间的突变，而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变形成。
在夏商周时期，其土地制度基本上是宗族土地所有制。
《尚书·酒诰》中记载商朝时期：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旅，宗工，越百姓里居。”
需要解释下的是，这里的外服不是给你贴膏药，内服也不是让你吞下去。
内服指的是京畿地区，国家京城，外服指的是畿外地区。
这意味着商朝时期，分封诸侯已成常态。
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记录更多，在《左传》中记载：
“昔盛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昔周公昂二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商周时期嘛，人口不多，生产力不高，哪怕是国家搞分封制，大部分也都围绕着都邑，周围良田多，大家一起搞建设，加上你的地是你的，我的地是我的，这边修一条路，那边修一条沟渠，站在高处一看，呀，这不是“井”字吗？
嗯，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采取的就是井田制。
当时的农民就是干活的，贵族就是监工，没
事的时候就跑到田边瞎指挥。
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是分封制，但田地是国家的，不允许私自买卖、转让，而且是需要“贡税”的。
这种土地制度，可以说是国有制之下的贵族土地私有制。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诸侯为了壮大实力，开垦出了大量私田，而这些私田是不需要纳税的，既然这些东西是自己的，诸侯自然不愿意在“公田”之上投入人力，所以出现了“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现象。
私田增多，公田没人种，井田制自然就失去了基础。
公元前594年，鲁国推行“初税亩”法令，法律上要求，无论是公田还是私田，按亩征税，私田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法律认可。
后来商鞅变法，井田制被正式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确立。
秦始皇兼并六国，说白了就是土地之争，无数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奋起反抗，但终没挡住秦始皇的大军。
秦一统时代，原来的地主一部分被杀，一部分被俘，大片的土地荒芜。为恢复生产，秦始皇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法令。
黔首，即百姓。
秦朝时期不再采取授田制，而是鼓励农民开荒，占据土地，政府并不限制。而这种制度的存在，肯定了农民土地私有，也制造出了新的地主。
秦朝之后，西汉开国，采取的是汉承秦制，承袭了秦朝的土地私有制。
西汉初期的国策，突出特征是“黄老无为”、“休养生息”，国家不管，地方自主，土地私有制如同脱缰野马，发展迅猛。
到了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问题终于显现出来，出现了“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子乡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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