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实际上是官与吏的组合词，两个字虽然经常一起出现，但从根本上来说，完全是两回事。
在秦汉时期，官吏之间是通用的，官就是吏，吏就是官，没区别。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与吏便彻底划清了三八线。
官，那是上品，高人一等，即“上品无贱族”。
至于吏，那是下品，卑微贱业，即“下品无高门”。
唐宋明，吏实质上是一种杂役，也叫作胥吏，有人戏说：
官如大鱼吏小鱼，完粮之民且沮洳。官如虎，吏如猫，具体而微舐人膏。
明代衙门，有官，有僚，有吏。
其中，官是正职，为长官；僚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
官、僚都是官员，存在品级，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任免权来自于朝廷，领取的是朝廷俸禄。
而吏，却是没有品级的，“不入流”，根本就没有朝廷俸禄一说。
所有的吃喝用度，都是来自于衙门。如衙门的财政里，拿出一块，分给这些人，如果知县看谁不顺眼，脾气不好，又贪，几个月不给你发工钱，也是常见的事。
后世经常有人说官僚主义，却从未有人说官吏主义。
原因很简单，官僚都是正儿八经的编内人员，胥吏只是打工服役的，是编制外的人员。像是那些皂隶、马快、禁卒、门子、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都是贱役。
惹知县不高兴的时候，都是直呼“狗吏”的。
知县看不起这些人，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只能是吏，本人和子弟，连科举的资格都没有，想要从编制外进入编制内，想都别想。
对于这些胥吏，正统的官员是嗤之以鼻，呼来喝去的。
可问题来了。
知县再怎么看不起胥吏，也是需要这些人给自己办事。
自己一个人，总不能又站岗放哨，又验尸抓凶，又收粮判案吧。
需要专门的人负责，而这些负责打杂服役的便是胥吏。
胥吏凭着自己的专长给衙门办事，虽然没编制，但也需要养家糊口。
钱哪里来？
县衙出。
县衙的钱哪里来？
朝廷给。
朝廷给多少？
哦，一个月七石米。
知县回头看了看米缸，还剩下七百来斤，要不你们三十几个胥吏，搬走分了？
胥吏们扛着麻袋，一麻袋二十来斤，一脸泪水地回了家，孩子哭着喊饿，老婆闹着要回娘家，老爹一看这点米，叹了一口气，决定今天不吃饭了。
一大家子，一个月二十斤米，还过不过日子了？
于是，胥吏聚在一起，准备今年再弄个税目，挨家挨户收去，当官的不同意？到时候他拿大头，我们拿小头，凭什么他不同意？
再说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当官的三年就滚了，我们可是要世世代代留在这里的，还能饿死在这不成？
也正是因此，明代的胥吏之害十分严重，贪污更是横行不止，无论朱元璋杀掉多少脑袋，一样有人贪。
不贪活不下去啊。
你老朱就知道心疼自己儿子，亲王动不动就上万石俸禄，可我们呢？
几十家才七八十石的米，你让我们怎么活？
不贪，自己是乞丐，全家人都是乞丐，说不定还会饿死几个孩子。
贪了，自己能活下去，孩子能活下去，胥吏能活下去。
你说咋选？
只能盘削底层百姓，贪污受贿，能有什么办法！
薄俸制度，有着极大的缺陷，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缺陷的问题，那就无法从根本上，削弱与压制官吏贪污的动力。
毕竟，当官求的不只是自己要过好日子，还有父母妻儿子女。
现在朝廷要推行一条鞭法，又要动田产，遏制兼并，这就从根子上，直接砍向了官员与胥吏，让这些人再难下手。
没办法巧立名目了，也没办法随便征用民力了。
盘削不了百姓，那就没有了收入来源，没有了收入来源，这些胥吏都要饿死，或者干脆回家种地。
为了稳定朝局，稳定官吏之心，也为了一条鞭法、遏制土地兼并顺利实施，就必然需要改善薄俸制度，并将胥吏的生活考虑在内。
黄子澄、夏元吉只花费了一个晚上，并编制出了新的俸禄制度，以洪武二十年的俸禄为蓝本，向上浮动了近五成之多。
正一品月俸由八十七石，提升至一百三十石……正七品月俸由七石五斗，提升至十二石……从九品月俸由五石，提升至七石五斗。
府衙胥吏，除书吏享从九品待遇，其他月俸七石至五石不等。
新的俸禄编制，并不是简单的上浮五成，还需要考虑国家税赋收入，朝廷官员俸禄支出总量，考虑底层胥吏的生活状况。
内阁审核之后，一致认为新的俸禄制度是合适的，便由黄子澄、夏元吉递送武英殿。
朱允炆看着新的俸禄制度，眉头紧皱，问道：“胥吏五石，足够其日常用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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