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徐怀以司空、枢密使，韩时良以淮南东路制安抚使、龙武军都统制的身份，同时上表奏请裁撤淮南东路、寿濠行营，并置淮南路，荐邓珪出任淮南路制置安抚使兼兵马都部署，顿时间在襄阳掀起轩然大波。
在徐怀的奏表里，同时还对天下兵马部署进行新的调整。
首先将水军力量调整为两大部分：
荆州水师、建邺水师合并为沿江水师，主要负责长江中下游及浙东路、淮南路南部沿海地区的河防海防；沿江水师下辖四都水营，编一万两千水军，分别驻于荆北鄂州、江东扬州、江东建邺以及江东崇州（扬、泰、崇三州从淮南路划出，划入江东路）。
信阳、颍州、寿州水师合并为沿淮水师，下辖五都水营，编一万五千水军，分别驻于陈州、信阳、寿州、楚州及徐州。
两支水师皆独立设制行辕衙署，沿江水师衙署驻于建邺，沿淮水师衙署驻于寿州，分别以余珙、许凌为统制官；水师衙署主要负责水师军政、操练及战船修造等事务，作战节制权则由水师驻地的军事主将掌控。
这主要也是当世水军作战，以辅助陆地步骑攻防为主，还没有真正意义上从陆地阵战及攻城拔寨等战争形态中剥离出来。
寿濠等地并入淮南路，行营裁撤之后，宣武军第一、第二镇会进行适度的缩编，接受淮南路兵马都部署司的节制，主要驻守寿州、楚州，负责与驻于寿州、楚州的水师力量，共同建立淮河中下游的第二道缓冲防线，也负责支持河淮腹地的战事。
也是为了尽可能压缩军资开销，将钱粮用于加快地方农耕生产的恢复，淮河以南诸州县相对安全后，地方守兵也将适时缩减到两万人马以下。
而在河淮地区的驻防部署，除了保留河洛、京西行营，原寿濠行营所负责驻防的宋宿等州并入京南行营外，还将新置徐州行营，以韩时良为都统制，率领龙武军进驻，辖淮河下游以北徐、海、泗三州防务，主要负责对徐海北部济沂等地的敌军作战。
徐州行营除了将在韩时良旧部龙武军基础上扩编为四镇四万八千战兵外，还将调沿淮水师第五都水营入驻徐州，从地方额外征募两万守兵补充城寨基础防御、还将征调两万诸路州府轮戍兵马，一并接受行营节制。
正式接受司空府直辖后的徐州行营，将保持九万余众的战守兵规模，一举凌驾于京西、京南行营之上。
为了保证顺利过渡，司空府除了将张雄山从河洛调到徐州，出任徐州行营军事参谋、组建行营军情参谋院协助作战、筹办军事指挥学堂外，徐州行营长史、司马等主要官吏以及诸将统制，还继续任用韩时良旧部。
其他方面要说有所不同，那就是龙武军新增编的两万兵马，包括新补充的基层武吏，都从司空府所辖辎兵中里征募；后续龙武军作战产生伤亡，也都由司空府负责统一补充缺额，军功赏罚也遵照司空府的规令统一行事。
司空府也不管两封奏表在襄阳掀起多大的波澜——上表也仅仅是履行一下既定的程序，随着韩时良率原龙武军主力兵马以及余珙率沿淮水师第五都水营进驻徐州，新的兵员以及大量的兵甲、战械、粮秣等物资，都源源不断往徐州调拨而去。
两次淮南会战，虽说淮南东路都不是赤扈人东线重点攻伐对象，但这些年来对淮东的袭扰从来都没有中断过。
特别是淮东失去对淮河下游河道的控制权后，赤扈人对淮东的袭扰，无论是从持续的时间上，还是从穿插渗透的纵深上，都远超以往，令淮东的农耕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
逃京事变发生时，葛钰率部撤出扬州也不忘大肆劫掠一番。
此时的淮东，已经不再是繁荣富庶的鱼米之乡，而韩时良这些年南征北战，麾下有一批勇将悍卒，却缺经济筹措之吏——以往也主要依赖于杨茂彦、魏楚钧等人筹措粮草、治理地方，韩时良想插手也没有机会。
因此龙武军这两三年间在淮东日子过得实在是窘迫。
虽说陈子箫、韩圭代表司空府前来楚州，商定龙武军移驻徐州之后，将卒之俸饷、营舍、防垒之建设、伙食供给以及兵甲军械装备，皆由司空府负责供给，标准会与天雄、靖胜、宣武、骁胜四军一致，但龙武军广大将卒是心存疑虑的。
当然了，龙武军将卒也不是担心俸饷、食宿会差，他们刚刚归属于司空府辖下，哪怕是笼络人心，相信司空府也不会急着在这些方面进行盘剥、克扣。
不过，龙武军不仅不是司空府的嫡系，甚至一直以来都被视作绍隆帝及潜邸系的嫡系兵马，司空府会不会真将最精良的兵甲战械拿出来，加强龙武军的战斗力，而非暗行削弱之策，龙武军将卒还是普遍心存疑虑的。
不过，随着一船船兵甲战械运抵徐州，龙武军将卒心存的疑虑很快就打消了。
两万套铠甲，其中一万五千套乃是从历次作战缴获中挑选出来的良甲，五千套乃是司空府近年才批量制备的新两裆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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