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联盟的领导人，列宁同志的执政风格是偏于柔和兼容的，而斯大林同志的政治风格则是强硬铁腕的，前者在面对民族问题的时候，不喜欢采用铁腕的手段，强迫某个民族融合到联盟的大家庭中来，但后者却不是这样的，在斯大林同志的眼里，扩张联盟的影响力，增大联盟的地缘政治辐射范围，远比给予某个少数民族自治、自决的权力更加重要。
而在如今的联盟，斯大林同志才是真正的领导人，至于列宁同志......说句犯忌讳的话，他的时代已经远去了，在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列宁主义充其量就只是一个政治名词了。
基于以上种种，任何人都可以做一个假设：若是斯大林同志获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情况，知道波罗的海三国党组织内所存在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倾向；知道立陶宛党组织对当地“苏维埃化”进程的阻挠；知道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在违背莫斯科的命令，以是否懂得拉脱维亚语作为提拔干部的标准等等等等，若是斯大林同志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作为联盟的铁腕领袖，他会做出何种反应？
毫无疑问，以斯大林同志的性格，他在了解了这些事实之后，肯定是不会对此漠然视之的，依照他以往的处事风格来推断，他必定会毫不犹豫的下达命令，对整个波罗的海三国的党组织展开一番大规模的清洗，诸如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这一类人，不管他在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内拥有多么大的声望、多么高的地位，斯大林同志都会第一时间将他拿下。随后，他会给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这类人按上一个臭不可闻的罪名，再要求所有拉脱维亚人朝此人的身上啐唾沫。
坐在办公桌后，维克托蹙眉看着面前的信笺，此时，信笺上已经被他写了一行俄文：“包括安塔纳斯·尤奥佐维吉吕·斯涅奇库斯、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等人在内的，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党委、苏维埃执委会领导干部，以提拔本民族干部，推动党员干部民族化为手段，组织与莫斯科对立的民族主义小集团、反党反联盟小团体，已经在事实上对联盟的统一构成了威胁。”
这是维克托计划添加在报告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增加报告的说服力，他还要补充进去一些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内情报局所提供的情报资料。
作为联盟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维克托的手上掌握着充足便利条件，只要他想朝着谁的身上扣屎盆子，就总能找到至少表面看起来足够充足的证据。
就像在有关波罗的海三国的问题上，过去几年里，对内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相互配合，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大力清缴活跃在丛林山地内的民族主义游击队，在这个过程中，对内情报局掌握了大量当地基层党员、干部，同情游击队，为游击队提供信息、补给，甚至是为游击队提供武器的案例。
是的，在过去几年中，联盟一直都在波罗的海三国地区围剿反政府游击队，而在私下里，却有一些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干部，与这些游击队成员有所联系，并为他们提供各种物资和情报。不过，这些与游击队成员勾连的当地党员干部，其出发点却不是真的因为他们支持极端民族主义，也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联盟，他们之所以支持这些游击队成员，单纯就是因为他们与这些游击队成员是熟人，甚至是亲属。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案例虽然有不少，但却是放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范围内的，且时间的跨度是数年之久。举个例子，就拿拉脱维亚来说，共和国内党员干部与民族主义游击队相勾连的案例，在过去五年时间内，一共也只有三十六起——当然，这只是对内情报局记录在案的。
若是将这三十六个案例，均摊在五年时间内，再以整个拉脱维亚所拥有的城市均分的话，这样的事例就非常少了，可以说整个拉脱维亚的主要城市中，一年都摊不上一个案例，因此，可以说拉脱维亚的党员干部与民族主义游击队相勾结的案例，并不具备普遍性，它也反应不出整个拉脱维亚党组织的民族主义特质。
但是，作为的报告的起草人，维克托当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太过详细的说明，他只会说，在诸如安塔纳斯·尤奥佐维吉吕·斯涅奇库斯、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这类人的领导下，拉脱维亚的党组织已经发生了蜕变，其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倾向日趋严重，甚至有大批基层的党员干部，已经同那些卑鄙的、忘恩负义的民族主义游击队勾结在了一起。随后，他会将那些案例逐一列举出来，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等到斯大林同志审读这份报告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再去做一个算术题，看看整个拉脱维亚平均一年会发生多少起类似的案例，这些案例是不是代表了拉脱维亚党组织内的一个普遍性特征等等，最大的可能，就是斯大林同志一看到有那么多的案例存在，当场就暴怒发飙，将拉脱维亚的整个党组织，都归为叛徒一流，然后召集中央主席团会议，要求对整个拉脱维亚的党组织进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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