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之前曾经提到过的，哈尔科夫在乌克兰占据着极为特殊的位置，在一九三四年之前，哈尔科夫一直都是乌克兰的首都，直到一九三四年之后，首都的位置才转移给基辅。不过即便是到了现在，哈尔科夫也始终是乌克兰的工业中心、第二大城市，因此，作为哈尔科夫州的州委书记，波德戈尔内在乌克兰的政治版图中，也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
当初，维克托在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上，有着较为鲜明的立场，不过，他提出“党员干部民族化”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北方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其在联盟核心领导层中的发言权并不是很大，而且其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也主要是集中在卡累利阿地区。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在维克托原来提出的观点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所涉及到的地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卡累利阿，而是辐射到了全联盟的整体范围内，从白俄罗斯、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可以说，全联盟所有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主张，都在与党员干部民族化作风作斗争，而对于“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一方来说，他们用来批评和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作风的论点，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维克托当初的那份报告。
是的，维克托当初所提出的“党员干部民族化”的概念，如今已经成为了联盟内部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讨论内容，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一方，以维克托当初的报告为依据，认为党员干部民族化的蔓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催发民族主义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从而对联盟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造成直接威胁。而赞同党员干部民族化的一方，则认为任命本民族的人担任民族聚居地区的领导干部，有利于联盟的民族团结，当然，这也是当初列宁同志所主张的民族自决政策的核心。
之所以说波德戈尔内是当前“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一方的急先锋，是因为这位同志的立场更加的“左”，他不仅认为本民族的党员干部不能在本民族聚居地区担任党委一把手，而且还认为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的职务，同样也不能由本民族的党员干部来担任。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在乌克兰恢复战前时期所执行的“去乌克兰化”以及“俄罗斯化”政策。
在三十年代初的时候，在斯大林同志推动农业集体化政策的过程中，因为乌克兰所出现的各种骚乱和暴动，联盟曾经在乌克兰境内实行过短期的去乌克兰化政策。按照当时政策的规定，七年级以下学校的乌克兰语文教学全部被取消，代之以俄语及俄罗斯文学教学，与此同时，师范学校也不再培养乌克兰语教师，乌克兰政府机关的工作语言也被改为俄语。
但是在此之后，随着大清洗运动的结束，尤其是在赫鲁晓夫重返乌克兰之后，这类严格的去乌克兰化政策开始变的含糊，相关的规定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不再那么严格。及至西乌克兰被纳入乌克兰的领土之后，联盟在西乌克兰地区虽然也推动了去乌克兰化的政策，但执行的力度却远没有三十年代初那般的严格了。
在波德戈尔内同志看来，西乌克兰地区之所以到现在还残存着民族主义游击队和民族主义的地下组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的民众中，还普遍存在着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在当地实行严格的“去乌克兰化”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与此同时，莫斯科更应该警惕当地日渐浓厚的党员干部乌克兰化氛围。
波德戈尔内在提交给中央主席团的两份报告中，都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乌克兰现任第一书记基里琴科。他宣称，在如今的基辅，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基里琴科为核心的“乌克兰帮”，他们在乌克兰大肆推动党员干部的本地化、民族化，并以此来邀买人心、排除异己，波德戈尔内认为，若是长此以往，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离心分子”，必然会将乌克兰改造为民族主义分子的聚集地，从而增强乌克兰相对于莫斯科的离心倾向。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年轻的波德戈尔内同志不仅战斗力很强，而且胆量也大的很，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第一个提出“乌克兰帮”这一概念的人，就像贝利亚在格鲁吉亚所做的事情一样，尽管整个格鲁吉亚出来的干部，几乎都成了贝利亚的人，但却没有人敢明确提出“贝利亚帮”亦或是“格鲁吉亚帮”这样的概念。
而波德戈尔内却是毫不避讳的将“乌克兰帮”这个概念写到了提交给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从表面上看，他是在抨击基里琴科以及其所领导的乌克兰党中央，但考虑到基里琴科的政治背景，任何人都能轻易的领会到，其真正批评的对象，其实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赫鲁晓夫同志，是的，赫鲁晓夫才是乌克兰帮的领导人。
作为三十年代初才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一名党员，波德戈尔内应该算是近两年才迅速蹿升起来的乌克兰地方干部，他在二十年代的时候，曾经与主持联盟共青团工作的米利恰科夫有过往来。当时，在与波尔塔瓦的白卫军作战取得胜利之后，波德戈尔内正是凭借着米利恰科夫的推荐，获得了前往基辅理工学院进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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