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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斐合计过后，赵顼又与宰相们开会商议此事，表面上，还是要求沈括要据理以争，不能领土上面，进行妥协。
同时，做出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将范纯仁、苏轼都调去河北担任检察长，目前河北不缺庭长，就缺检察长，而且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检察长的作用其实是要大于庭长的。
因为检察长是可以主动出击的，这对于河北的权贵，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如今他们可不敢再去挑战公检法的权威。
没有别的原因，这河北摇身一变，已经成为全国皇家警察最多的地区。
又调派章惇前往河北接替吕惠卿，担任转运使，负责河北财政。
在财政方面，赵顼还是更依赖革新派，而在司法方面，基本上就是以保守派为主。
又从西北调大将刘昌祚，担任雄州观察使，团练使。
并且再从财政中，拨出五十万贯，继续维持对河北的以工代赈，但这回是以修建军器监和防御工事为主。
同时下令，针对河北粮食入京，削减一半。
其目的就是要加强河北的防御，不管是民力，还是军事。
这些政策，也都得到宰相们的一致认同。
关键还是朝廷有钱了。
而且今年财政税入，还在维持着高度增长，这令朝中大臣都是倍感惊喜，这还能继续涨吗？
去年税入，江淮地区的财政，就已经翻了一番。
只要税务司某一个地区全面展开工作，税入肯定是翻番，就看翻几番，原因很简单，大地主都得交足额税，要不翻番的话，那才叫怪事。
但今年江淮财政收入又增加三成，这可就令人很是惊讶。
这钱都是从哪里来的？
经过三司的统计和分析，其主要增长来源有两点，其一，就是商税增长，因为江南土地得天独厚，在之前那种恶劣的吏政中，只要风调雨顺，这江南百姓还能有所余，如今就更不用说。
既然有所余，就可以拿去交易，这无疑刺激了商税增长。
同时海运带来了财富也在增加，宋朝本就积极鼓励航海，因为当初陆上与西域不同，而如今更是吏治清明，出海的商人就更多。
这部分财政，其实主要增长点是在福广地区，但是市场在江南和东京，更多的货物运送到江南来，也刺激到江南商业。
其二，也是主要收入增长来源，就是那些大量隐户显身。
以前很多隐匿户籍的百姓，尤其是江淮地区，因为当地是徭役重灾区，王安石的变法，主要灵感来自于江南，要是那边赋役不重的话，他不可能搞什么免役法。
但如今税务司是看田收税，虽然去年税务司忙着对付那些大地主，就没有查这些隐户。
但是皇家警察对户籍查得很严，尤其是在交易市场，隐户也面临很多困难，光立契这一项就很难，同时朝廷在不断地免除徭役，隐户变得是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导致大量隐户显身，人口骤增，税肯定也得到增长。
针对这一情况，户部决定，明年重新设计全新户籍，且全都采用全新的纸张和印刷术。一来，也算是一次户籍普查，同时给予那些隐户一个台阶下，就是暗示大家，以前的账，既往不咎，我们重新开始算。
二来，要便与携带和使用，目前在公检法地区，干什么都离不开户籍。
与此同时，税币地区的商业税也在迅猛增长，尤其是京畿地。
而这部分增长，主要是来源于大地主加入商业。
以前大家都是守财奴，守的是田地，是金银铜，但如今大家都改用税币，再加上仓库税，导致许多大地主依靠卖粮食，赚得不少钱，但那都是税币，他们就丧失守财的动力，他们对纸币可没有什么癖好，于是许多大地主，也跑出来做买卖。
为什么之前文彦博决定减免农具税，就是因为今年京畿地的农具生产增长了五十倍。
当然，这也是因为以前农具生产，是少的可怜，且多半都是官府在做。
但今年不同，首先由于煤铁矿事业化，故此商人更容易获得煤铁，其次就是百姓都有所余，他们就有钱去更换破旧的农具。
而许多守财奴，又不会干得别得买卖，就会从事农业相关的产品，其中包括农具和纺织工具。
原料、政策、资金、市场全部到位，增长五十倍，其实真不算多。
不过话说回来，朝廷每年花的钱也在急速增加，比如说徭役，免除徭役，就得花钱雇人，这成本必然会增加。
只不过现在变成事业署去雇人，朝廷就直接花钱向事业署购买。
但算下来，其实也不亏，是因为事业署是商业化，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损耗，同时干活的人多了，税也增长了。
还有就是税币，朝廷现在花得也是税币，也不是那么心疼。
薛向今年又建议，加大对江南税币的供应，暂时还是以各地区税入的百分之三十为准投放税币，而去年税币投放，只是用于给官员发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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