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栎木打造的战舰，已经在秋天时正式下水。
第一批战舰共两艘，皆为盖伦船型。一艘650吨，一艘500吨，四桅，加挂横方帆。
盖伦帆船上挂横方帆，这种操作始于三十年前，又被称为“佛盖特帆船”。后来的风帆护卫舰，名字也叫“佛盖特帆船”，但两者并非一回事儿。
另外，甲板上层建筑，在设计时刻意减少，艏楼也变得比一般盖伦船更矮。
这种改变，都是为了让船身更轻，并且降低船体的重心。不但航行时更加灵活，而且不易被暴风雨弄翻。只不过从外观来看，没有改进前高大威武，颜值妥妥的属于减分项。
欧洲也在做这种改进，甚至把前桅后移到艏楼的正上方，如此就让桅杆分布更合理且更有效率。
“好船！”
邝鸿还未登船，就不由赞叹。
邝鸿是邝露的长子，他爹之前担任贵州左布政使，如今已调回南京担任户部左侍郎。
邝鸿本身投效大同朝廷也早，善诗书、音律、骑术、剑法，历史上募兵抗清，战死于广州城东郊。
张岱、刘湘客高升之后，不可能再亲自出使外邦，邝鸿这次被任命为谈判使者，带着荷兰战俘的脑袋前往巴达维亚。
“这两艘船，是荷兰造船师和汉人造船师，一起设计打造出来的，”洪旭笑着介绍，“两帮人差点打起来，汉人造船师死活要用硬帆，后经陛下定夺才使用软帆。汉人造船师，要在船底加梗水木，荷兰造船师不知此物，闹到陛下那里之后，这次是汉人造船师赢了。”
梗水木，就是减摇龙骨，依靠船舶横摇时的流体动力作用，产生稳定力矩来减轻船只摇摆。遇到暴风雨时可以发挥奇效，平时航行也能让船只更稳定。
中国的这种舰船减摇装置，至少比欧洲早七百多年（以出土实物为准），从宋代一直沿用到清朝。而欧洲，一直到18世纪末才发明出来。
大同海军这两艘新舰，结合了东西方海船的优点，并非啥都由荷兰造船师说了算。
邝鸿带人登上战舰，荷兰战俘的脑袋，全部用木匣子装着。
洪旭一边走，一边介绍道：“之前缴获的西班牙船，被命名为‘大同号’，现在改为‘台湾号’。这艘最大的新舰，叫做‘广州号’。旁边那艘稍小的新舰，叫做‘福州号’。‘广州号’上，有大小火炮40余门，最大的一门是六千斤炮。”
邝鸿听得豪气十足：“恃此巨舰，当可扬帆四海！”
邝鸿是广东南海人，从小就见惯了海船。如今自己坐上650吨的广州号，突然不想当文官了，想转为海军大将纵横海洋。
海军舰队，从太仓港出发。
前方有几条小船，牵引指导海军大舰，一路避开浅滩礁石，从长江顺利进入海面。
领航员手里捧着航海罗盘，这玩意儿可以配合《海道针经》使用。
《海道针经》集合了无数中国航海家的心血，从宋代就开始积累。刚开始只记载中国附近海域，直到郑和下西洋，把印度洋那边也记录下来。
郑和的航海资料虽然大部分遗失，但其《海道针经》却有流传，万历年间刊行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就是一套郑和下西洋的针路簿。
大同海军使用的《海道针经》，搜集整理了大量针路薄，同时还让各省海商贡献自己的航海图。汇总之后，《大同海道针经》刻印，民间海商也能高价购买。
天干、地支、八卦，将航海罗盘分为24等分。
沿用郑和下西洋的针路定位：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一更，平吴淞江。用乙卯针，一更，到南汇嘴。
翻译为人话：太仓港起航，沿105度方向行驶，途经十里（有说十二里）到吴淞江。再沿97.5度方向行驶，途经十里，到南汇嘴。
郑和航海的所有路线，全部都有准确定位，比如在南洋海域——
“苏门答腊开船，用干戌针，十二更，船平龙涎屿。四十更，船又用辛酉针。五十更，船见锡兰山。”（从苏门答腊港出发，沿307.5度方向航行，途经120里，可达龙涎屿。继续前进400里，转为277.5度方向航行，前进500里之后可见锡兰山。）
如此针路定位，堪称古代版傻瓜导航。
当然，海上瞬息万变，一阵风就能吹偏航线，于是还要配合使用“牵星过海术”。
有文献记载的，是明末苏州马怀德收藏了一套牵星板，这套牵星板常被后世赞颂为中国古代航海导航器。但事实上，马怀德的这套牵星板，根本测不出郑和航海图里的星辰高度。
郑和航海图里，动辄星高十四指、十五指，而马怀德的牵星板最多能测算十二指，还得继续增加牵星板数量才行。
郑和使用的，可能是量天尺，又或者叫牵星尺，也可能是加量的牵星板。
而大同海军，直接采用欧洲人的直角仪，其实原理都差不多。而且，直角仪的使用方法，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了，只不过沈括当时用的是弓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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