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卡尼尔在那位年轻的哲学家身旁找到了一个空座位，他名叫阿尔伯特·梅斯特，是皮埃尔的老相识了。两人都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虽然梅斯特晚几届毕业，但二人之间依然形成了某种纽带。排排长桌摆放在巨大的餐厅内，与会者坐在大落地窗下沐浴着阳光，热闹的交谈声此起彼伏。
梅斯特报告了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情况。德国仍在求吞并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已进入战争状态，而法军则在等待达拉第(指爱德华·达拉第，时任法国总理)总理的命令，犹豫不决。桌子另一头的一小群法国人却在谈论何时收拾行李。有人大声宣称战争是一种罪行，并希望奇迹发生；一些五十多岁的老人回想起了他们年轻时代的可怕经历；其中一位老人毫不掩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事实，他说这是***分子和“二百家族”——达拉第曾如此描述法国的金融巨头——想要看到的战争，犹太人和美国人也希望如此。
梅斯特是全场唯一一个处在可动员年龄段的人，他听着众人的争吵，脸上却带着嗤之以鼻的微笑。他们毫无共同之处，这使得他更亲近于皮埃尔。在低声诉说中，他透露，自从人民阵线(1935~1938年间法国左翼各党派和群众团体为反击***势力而组成的统一战线)上台以来，法国已经失去了空军，坦克的数量也很少，因此与德国的任何对峙都将在短时间内结束——皮埃尔记得里皮也做过同样的预测——坦率地说，他一点也不在乎战事。他觉得这个世界无比荒谬，认为除了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驱使的纯粹行为外，其他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为自由而战毫无意义，因为人人都是自由的。
虽然皮埃尔并不愤世嫉俗，但他对于朋友的观点还是抱有一定的同情心。他不大关注当代的天灾人祸，对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事表露出一种刻意的漠不关心，只要它们不威胁到自己蜷缩其中的茧壳。在服役期间，他患上了急性坐骨神经痛，心脏杂音更是雪上加霜，在一家军事医院进行了长期康复后方才出院。过去尚处于学生时代时，他一直受到文化和书籍的熏陶。如果他选择了大学生活，那是因为他认为大学生活会给他提供一个修道院式的温馨港湾，他可以在那里宁静地思考困扰着人类的难题。1914年，他十岁，十三岁时，他的父亲，一位爱国的教师，在艾辛战役中头部中弹身亡。看着母亲终日以泪洗面，日渐消瘦，他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世界已经陷入混沌，人类不值得去努力理解，野蛮兽行已经统治了世界。他与索朗热的偶然相遇只加重了他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欲望，他实在是太过幸福了，以至于想把两人局限在爱情的缩影里，把他们自己的幸福当作唯一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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