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柱先前己派密探，前往永宁查探，永宁奢氏亦系四川永宁土司，与水西安氏世代联姻，属于唇亡齿寒，一损皆损、一亡皆亡的关系。而大明帝国与水西永宁二土司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异常微妙，合作、猜忌、与防范并存。
这个水西，从朱元璋建立明帝国的那天起，在西南，他的最大梦想就是改土归流。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明政府的手中，在朱元璋和他的明帝国眼中，水西安氏永宁奢氏这种边远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地方首领，无论如何尽忠和示诚，都无法改变明政府妄图将其消灭，集大权于手中的念头。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派三十万大军攻云南得胜而归，朱元璋的平南大军在归途中在安氏水西势力范围内的毕节、赤水、七星关、黑张、瓦店等地纷纷设卫，令傅友德以大量兵力控制水西，称霭翠之地，必以十万众方可定也。
这么穷苦偏远之地，要布署三十万大军，相当不值，以明初的国力尚可，到了后来，国力下降，控制力也随之下降了。
到了正德后，明帝国吏治日益腐败、内忧外患，而在西南，明统治者无论是与广大少数民族百姓还是土司阶层，矛盾都日趋复杂化与尖锐化，中央政府所派出的流官不但渔肉百姓，苛收重赋，对当地的土司们也是苛责打骂，视为贱民，常常以改土归流这把刀子举在土司们的头上。
而对长期以来的世袭的土司制度，流官们也加以干涉获取私利，凡世袭者必向流官上私纳黄金已为不成文之陋规，谁叫他们世代为官，有钱得很，不敲诈勒索他们，敲诈谁？这倒不是官员们针对奢家及土司们，当官的到那里都是一样，认钱不认人，敲诈勒索不找有钱的，难道去找穷鬼？
万历年间永宁奢氏首领奢效忠死后，奢氏陷入了效忠亲弟奢崇明与效忠庶子奢崇周的土司位置争夺战，而永宁总兵郭成，马呈文竟然利用双方混战之机，出兵赶火打劫，将奢世九世积财，搜掠一空。
而在奢崇明以武力胜出，成为代永宁宣抚使后，当地流官却以行堪未定为由（估计是奢氏财产被掠，又经战乱，纳金数量上满足不了流官们的胃口），拒绝承认，并多次向朝延议请将永宁地区改土归流。
内阁的诸位大佬们就是认为，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认为奢水二家有反意，他们与当地政府的矛盾激化，相当严重，但并不至于造反一途呀！
以目前大明朝廷的视角，水西安家和永宁奢家的力量加起来，远在建州的奴尔哈赤或者察哈尔的林丹汗之上，干什么不好，偏要去捅这马蜂窝。
只知米柱这拥有上帝视角的人才知道，奢安二家，传承千年，力量并没有想像中大，只是远离中原，穷山恶水，难以征讨，这建奴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当然建奴必须灭，西南土司也必须灭，这才是长治久安计。
米柱也想到内阁和兵部，不会相信，不会重视，以他和熊廷弼的私交，熊也不全相信他，熊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辽东，他道：“辽镇建奴，才是眼下大难，平定辽镇之患，才论其它，水西土司，尾大不掉了，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于黔则腹心之蛊毒也，到了必除之而后快的地步，然而轻重缓急有序，维新万勿急进。”
熊廷弼的策略不能说错，这水西永宁之地，穷山恶水出刁民，不服王化己久，不是随便出动一些卫所军就可以剿灭的，先平定建奴，再出动大军去剿，连傅友德这等名将都说，非十万大军不能压服，现在的军队更不行。
内阁才是真正的懒得理，他们才是屎急了才建茅房的人。
米柱只好自己想办法化解，他密探不断，高手尽出，就是计划以最小的代价镇压下奢崇明的造反，决不能让四川省膏腻之地，化为白地，派牛欢喜、马尚风去打头站，必要时自己出马，只是他这个东厂督主过于招摇了，所谓厂公一出，朝野轰动，不利于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忠于朝廷的石柱宣慰司的六千白杆兵本己奉令出川，但硬是让它压着，布署于某地，引而不发。
也不能说朝廷对于土司势大，视如无睹，他们倒是在川兵（白杆兵）出川赴辽得到灵感，决定使这驱狼打虎的奸计，让白杆兵精兵去打建奴兵，两败俱伤，朝廷从中获利。
白杆兵得皇帝青眼有加，成为天子亲军一部，他们又想出一奸计，让永宁土司奢崇明出兵二万赴辽参战，这是前兵部尚书的计划，有一兵部侍郎负责。
新上任的兵部尚书熊廷弼也认为这计划没毛病，这才推行。
米柱知道事就坏在这群人手中，奢崇明可不是秦良玉这等忠于大明的人可比，他早就对朝廷恨之入骨，既不承认他抢来的地位，又要他的人去死，狼子野心，昭然而揭。
原版大明在后金战线上吃紧，要求水西永宁二土司征兵赴辽作战，这成了奢安之乱的导火线，奢崇明调集兵马两万至重庆，但一方面，明政府拒不发放军饷军粮，本应发放的40万两饷银也只给了4万两，另一方面，重庆巡抚徐可求又指责奢崇明所调之兵大都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要求遣回永宁重新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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