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六年，十一月至岁末。
北风渐紧，霜雪初临。帝国在经历了夏秋之际的剧烈动荡与初步收获后，仿佛进入了某种沉淀与蓄力的阶段。朝堂上的争论并未停歇，但更多转入了具体事务的博弈；新政的成果在积累，阵痛也在显现；而暗处的敌人，则在严寒中蛰伏，或寻找新的缝隙。
一、 朝堂新局：博弈与平衡
十一月初，持续数日的“儒格之辩”暂告一段落。邹守益与徐光启等人在紫金山“辩理堂”的公开辩论，并未能当场说服对方，也未由朝廷做出“胜负”裁定。但这场旷日持久、吸引了数千士民旁听、并由《大明公报》逐日详尽报道的论战，其影响却深远而微妙。
最大的变化，在于士林风气的悄然转向。许多年轻士子，尤其是那些出身中下层、对僵化的经义取士感到厌倦或前途渺茫者，开始对“实学”、“格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他们发现，徐光启等人并非要完全抛弃儒学，而是试图在“修齐治平”的框架内，注入“经世致用”的新内涵。辩论中引用的那些泰西数学、几何原理，与《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的相互印证，那些新式机械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民生改善的具体数据，都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学以致用”的可能。
国子监内，申请选修“实学”课程的监生数量激增。一些地方书院，也开始私下传阅格致院编译的书籍和《大明公报》上的相关文章。尽管邹守益等人仍在坚持“正统”，并继续通过讲学、着书宣扬己见，但其影响力，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思想的坚冰，在公开的碰撞与事实的展示中，进一步消融。
与此同时，朱雄英借势推进的几项重要人事与制度调整，也在年末渐次落地。
首先是“特科”取士的正式确立。在广泛征求意见（主要是支持新政的官员和部分开明士绅）和反复斟酌后，朝廷颁布《特科取士暂行条例》。规定特科不定年限，根据需要开设，科目暂定“算学格致”、“工巧营造”、“农政水利”、“经济商税”等，由格致院、工部、户部等衙门会同主考，着重考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选者，不直接授官，而是进入相关衙门实习观政，合格后量才授职，品级上限暂定为正六品。这既是对传统科举的补充，也为技术人才开辟了有限的上升通道，虽遭部分保守官员非议，但反对声浪已不足以阻挡。
其次，是针对财政开源与吏治整肃的雷霆手段。都察院、刑部、户部的联合审计风暴，在朱雄英的强力支持下，席卷了多个省份和中央部司。一批在“驰铁”工程、工坊补贴、关税征收中涉嫌贪墨、挪用、虚报的官员（最高至布政使司参政、户部郎中）被揪出，革职、下狱、抄家，追缴赃款近百万两，充入国库。此举极大震慑了官场，也部分缓解了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民间对新政“反腐”一面的认同。
此外，由户部、工部、通政司联合拟定的《商律草案》（共八章五十四条）在经过数轮廷议修改后，终于在岁末前颁布试行。草案对商业注册、契约、交易、竞争、破产、税收等做出了相对明晰的规定，强调了“官牙”（官方中介）的管理职能和“禁止垄断暴利、欺诈客商”的原则。虽然仍显粗糙，且执行效果有待观察，但这无疑是大明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商事法规，对于规范新兴的工商业活动，保护合法商人权益，促进市场有序发展，意义重大。
朝堂上，支持新政的实干派官员，随着宋礼升任工部尚书、徐光启声望日隆、以及一批通过“特科”或新政表现脱颖而出的中层官员进入要害部门，势力稳步增强。而保守派虽未溃散，但锐气已挫，更多转为在具体政策细节上掣肘，或试图影响地方执行。
一种新的、以“新政”为核心议题的朝堂博弈格局，逐渐成形。朱雄英作为监国，则努力扮演着平衡者与最终裁决者的角色，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控制风险与代价。
二、 技术暗战：瓶颈与曙光
北京西山，火器精研所和钢铁试验场的灯火，几乎从未在冬夜熄灭过。
宋礼升任尚书后，并未放松对技术研发的直接督导。对他而言，工部衙门的繁杂政务远不如解决一个具体的技术难题来得重要。他大部分时间仍泡在试验场里。
线膛火铳的仿制，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调整后，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匠师们改进了拉削膛线的工具和工艺，虽然成品率依然不高，但已能稳定生产出少量合格的枪管。更重要的是，他们放弃了对奥斯曼原品高爆速火药的完全模仿（过于危险且原料难得），转而集中力量，改良大明自己的颗粒黑火药配方。通过调整硝、硫、炭的比例，并加入少量特殊草木灰作为缓燃剂和防潮剂，新的“丙型颗粒火药”在威力和燃烧稳定性上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虽然仍不及“惊雷子”配方的瞬间爆燃威力，但用于线膛铳已绰绰有余，且安全性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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