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松花江上冻结的冰层，看似凝滞，实则在其之下，寒冷与困苦仍在无声地蔓延。转眼间，农历年关将近。然而，对于靠山屯的许多人，尤其是这群背井离乡的知青而言，这个“年关”，真正成了难过的“关隘”。
生产队里早已找不出什么像样的活计。北大荒的冬季漫长而酷烈，大地被深埋在厚厚的积雪之下，冻得比石头还硬。除了每日必不可少的喂牲口、起粪肥这类又脏又累却工分不高的零碎活计，大部分劳力都只能“猫冬”，蜷缩在家里，尽可能地减少活动，节省体内那点可怜的热量和口粮。
终于到了年末结算的日子。队部的炕桌上，会计拨拉着那架老旧算盘，噼里啪啦的声响敲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气氛凝重得如同屋外铅灰色的天空。结果出来了，却像一盆冰水，兜头浇灭了知青们心中最后一丝侥幸。
由于今年雨水不调，夏汛时又冲毁了一部分低洼地的庄稼，秋收的收成本就比往年薄了不少。扣除要上交的公粮、预留的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再折算成工分值……最终算下来，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天挣的十个工分，竟然只值三分七厘钱！
三分七厘！也就够买一盒半最劣质的火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像熊哥、孙志海他们这样拼死拼活干了的男知青，刨去必须用工分换购的那三十来斤口粮，不仅一分钱现钱拿不到，反倒欠了生产队一屁股债！ 女知青的情况稍好，但也仅仅是勉强抵掉口粮钱，赤手空拳，一无所得。
村民们对此似乎早已见怪不怪，只是默默地抽着旱烟，脸上是一片麻木的习以为常。他们世世代代如此，与天争，与地争，与贫困争，能糊口活命，已属不易。
但知青点里，却是真正的哀鸿一片。
“三分七？这……这他妈是在开玩笑吗？！”孙志海猛地摘下眼镜，声音因为激动和难以置信而变得尖利，“我们起早贪黑，累得跟牲口似的，就换来这个？还倒欠？这日子还怎么过？！”
王娟直接哭出了声，绝望地瘫坐在冰凉的炕沿上：“欠了债……拿什么还啊……眼看就要过年了，连买斤肉包饺子的钱都没有……我听说，开了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那才叫‘春荒’，比现在更难熬……咱们是不是得饿死在这儿啊？”
连一向乐观的熊哥也沉默了，黝黑的脸上肌肉紧绷，狠狠一拳砸在土墙上，震落下些许灰尘。希望破灭后的现实，冰冷而刺骨，像无数根针，扎得人生疼。一种前途渺茫、困守愁城的绝望感，如同屋外越积越厚的雪，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学校也放了寒假。热闹的读书声消失了，空旷的校园显得格外冷清寂寥，只剩下林墨和丁秋红两人看守。自打正式成为老师，领了那份津贴，他们就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再烧老校长之前送给他们的那些金贵的烟煤了。
村民们有队里秋天时集体分的秸秆、庄稼根茬和少量劈柴取暖，可知青们没有啊！
林墨和丁秋红为了取暖，只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每逢周日，两人就顶着寒风，到屯子周围的草甸子、沟渠边，去收集那些枯黄的、能被点燃的茅草、蒿秆，甚至是从雪地里扒拉出来的干树枝。这些东西不耐烧，塞进炉膛里轰地一下就没了一大半，留下一点微弱的余温，很快又被无孔不入的寒气吞噬。日子在这种半冻半僵的状态下煎熬着，手指和脚趾常常冻得像胡萝卜一样红肿。
孩子们的纯真最能体察人心。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毛毛、妞妞，还有其他一些学生，在上学路上（即使放假了他们也常来学校附近玩）会有意无意地捡拾一些枯枝、玉米芯，甚至是从家里偷偷拿出来的豆荚皮、黄豆棵子，小心翼翼地堆放在两位老师的门口，然后飞快地跑开。这些小礼物虽然微不足道，却像寒夜里零星的火花，温暖着林墨和丁秋红的心。
可这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严寒依旧无情。
这天晚上，又到了去校长家吃饭的时候。看着桌上依旧比知青点丰盛不少（至少能见到点油星和干菜）的饭菜，林墨心里却沉甸甸的，充满了负罪感和不解。他终于忍不住，放下筷子，开口问道：“校长，婶子，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往南边看，也就十七八里地吧，就是连绵的大山林子。我看那山上都是好木头，大家为啥宁可冻着、苦熬着，也不去山上砍些柴火回来烧呢？这漫山遍野的木头，不比茅草、庄稼秸秆强百倍？”
他的话问出了丁秋红心中同样的疑惑，她也抬起头，期待地看着老校长。
没想到，回答他的不是校长，而是正在盛饭的校长老伴。老太太脸色骤然一变，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事情，连忙放下饭碗，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抢过话头，语气急促而严肃：
“哎呦喂！林娃子！可不敢！可不敢打那座山的主意！那是牛角山！是山神爷住的地方！冒犯不得！”
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怕被什么听见似的，脸上带着敬畏和恐惧的神色：“那山里头邪性得很！早些年小鬼子在那儿祸害得不轻，死了多少人呐！怨气重着哩！平常咱们捡点山脚下的柴火也就罢了，谁敢往深里去砍大树？那是动山神爷的筋骨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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