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迈入人类社会21世纪80年代时，霜雪早已染白了我曾经乌黑的鬓角，破旧的帆布行囊里装着的，除了磨损的地图和泛黄的日记，还有一颗在数十年风雨中被磨砺得愈发沉重的心。那是一个深秋的清晨，我站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座小村落外，远处的雪峰在朝阳下泛着冷冽的金光，近处的梯田里，几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孩童正追逐着一只羽毛斑斓的山鸡。这本该是一幅宁静的画面，可我的目光却被梯田边缘裸露的红土刺痛——十年前这里还是茂密的森林，如今却因过度开垦而变得沟壑纵横，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刻在大地之上。
行囊里的卫星收音机突然发出刺啦的电流声，随后传来主播急促的播报：“欧洲某国今日宣布在北极地区部署新型导弹防御系统，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亚马逊雨林本月毁林面积再创新高，环保组织称‘地球之肺’正以每分钟三个足球场的速度消失……”我关掉收音机，苦涩地笑了笑。周游列国的这十多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在中东的难民营里，抱着营养不良的孩子哭泣的母亲；在非洲的干旱地带，牧民们跪在干裂的土地上祈求雨水；在太平洋的小岛上，原住民背着行囊告别被海水淹没的家园。我曾以为，只要将“和平”与“环保”的种子播撒到足够多的地方，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可现实却是，战争的硝烟从未散去，生态的警钟越敲越急，而我就像一个在沙漠中播种的人，拼尽全力却只换来满手的荆棘。
记得二十年前，我第一次以“和平使者”的身份踏上征程时，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那时的我相信，只要用真诚和理性去说服人们，就能阻止冲突的爆发，唤醒大家对地球的珍惜。我曾在联合国的讲台上慷慨陈词，引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讲述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台下的外交官们礼貌地鼓掌，却在散会后继续为军备竞赛和资源掠夺争论不休。我也曾走进贫民窟和工厂，试图告诉那些为生计奔波的人们：“我们现在砍倒的每一棵树，都是在偷走子孙后代的未来。”可他们只是疲惫地摇摇头：“先生，我们连今天的饭都吃不饱，哪有功夫想明天？”
最让我心碎的一次，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小渔村里。那里的渔民世代以海为生，可近年来近海的鱼类越来越少，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使用炸鱼和电鱼的方式捕捞。我租了一条小船，跟着老渔民阿明出海。当他将炸药投入海中，巨大的冲击波掀起浑浊的水花，水面上漂浮着翻着白肚的小鱼和奄奄一息的珊瑚时，我忍不住喊道：“你这样会毁掉大海的！”阿明黝黑的脸上刻满了皱纹，他指着船舱里嗷嗷待哺的孙子照片，声音沙哑地说：“如果不这样做，明天我的孙子就要饿肚子。你告诉我，和平和环保能当饭吃吗？”那一刻，我所有的理论和理想都显得苍白无力。原来，当生存的本能压倒一切时，所谓的“长远利益”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这些年，我受尽了冷眼和嘲笑。有人说我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有人骂我是“阻碍经济发展的疯子”，甚至有人往我的帐篷里扔过石头。有一次在南美洲的雨林里，我试图阻止一群伐木工人砍伐古树，他们拿着电锯围上来，领头的壮汉揪住我的衣领，唾沫星子喷在我的脸上：“滚出去！这里的树是我们的饭碗，你再啰嗦，我就把你和这些树一起锯了！”我没有退缩，只是盯着他的眼睛说：“如果树没了，你们的饭碗迟早也会碎掉。”可他只是一拳打在我的肚子上，我蜷缩在地上，看着那些参天大树在轰鸣声中倒下，眼泪混合着泥土流进嘴里，又苦又涩。
我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倒下。常年的奔波让我的身体早已透支，胃疾、关节炎、失眠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上个月在非洲考察时，我因为高烧晕倒在沙漠里，是一位路过的骆驼商队救了我。躺在颠簸的驼背上，望着满天繁星，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人类真的会灭亡吗？我们真的要亲手毁掉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吗？我想起出发前，导师对我说的话：“和平与环保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你或许看不到成果，但只要你走过的地方留下了哪怕一丝希望，就不算白费。”可现在，我连“一丝希望”都快看不到了。
离开人类社会的决定，是在一个暴雨之夜做出的。那天我住在北欧的一个小镇上，窗外狂风呼啸，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在玻璃上。电视里正在播放最新的气候报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上升了2.3摄氏度，南极冰盖融化速度加快，海平面上升已威胁到沿海数亿人的生存。新闻画面里，一个小女孩站在被洪水淹没的家门口，手里紧紧攥着一只湿透的玩具熊，眼神里充满了恐惧。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累了。我已经尽力了，可人类的贪婪和短视，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吞噬着所有的努力。或许，我真的该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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