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嬷嬷那一声“造孽”，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沈清辞心中漾开层层涟漪，久久无法平息。
那个素未谋面的女子——阿秀的遭遇，像一幅模糊却凄厉的画卷，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
拳打脚踢的丈夫，冷漠势利的娘家兄弟，一条似乎一眼就能望到头的、通往绝望甚至死亡的路。
这与栓柱的冤屈不同。
栓柱的事，尚有漏洞可钻，有利益可驱动，有规则可利用。
而阿秀面临的，是更赤裸、更无解的暴力与压迫，包裹在“家务事”、“夫为妻纲”的伦理外衣之下，仿佛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笼。
若是以前的陆铮，大概会轻蔑地评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逃走？还是自己懦弱”。
可现在，她知道“反抗”和“逃走”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柳嬷嬷当年的遭遇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一个无所依傍的女子，逃离虎口，很可能只是投入另一个狼窝，甚至死得更快。
深深的无力感再次攫住了她。
她还能做什么？
她已经帮了柳嬷嬷，难道还要去插手另一桩看起来更加棘手的“闲事”吗？
她自身尚且困在侯府这座华丽的牢笼里，又能有多少力量去照耀他人？
她烦躁地站起身，在室内踱步。
那种明知黑暗存在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比单纯的愤怒更折磨人。
接下来的两日，沈清辞显得有些心神不宁。
她时常对着窗外发呆，琴懒得弹，绣活也搁在一边。
柳嬷嬷只当她是前几日劳神过度，或是月事后的常态，便更加细心地照料饮食起居，并未多想。
然而，沈清辞却暗中吩咐柳嬷嬷，让她下次再去见那赵妈妈儿媳时，设法多打听一些关于阿秀的具体情况——
她娘家具体住处、兄弟的性情、如今境况到底如何了。
她需要更清晰的信息，而不是停留在模糊的“听说”上。
柳嬷嬷虽觉意外，但出于对小姐绝对的信任和感激，还是应承下来，寻了个由头，又出去了半日。
回来时，柳嬷嬷的脸色更加沉重。
“小姐，问清楚了。”
她屏退了小丫鬟，才低声道，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愤怒和悲哀，“那阿秀娘家就住在南城豆腐巷，父母早亡，长兄如父。她那哥哥是个怕事又贪财的，嫂子更是刻薄。阿秀这次跑回来，身上带伤，哭求兄长做主和离，哪怕被休也行。可她哥哥嫂子生怕那屠夫妹夫闹上门来，又贪图每年那点微薄的节礼，竟真打算这几日就把人捆了送回去！还说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死也要死在婆家’！”
沈清辞听得心头发冷，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娘家人竟是如此！这简直是将亲妹妹往火坑里推！
“那屠夫呢？就没人管？”她声音干涩地问。
“哪有人管？”柳嬷嬷苦笑，“清官难断家务事。街坊邻居纵然有看不下去的，劝几句，也被那屠夫凶神恶煞地骂回去，甚至扬言谁再多管闲事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官府更是不会理会这种夫妻打架的事，除非闹出人命……可等到出人命，就什么都晚了！”
除非闹出人命……沈清辞闭了闭眼。
所以，阿秀的命运，似乎只有在沉默中忍受，或者在反抗中毁灭这两条路？
不，或许还有第三条路。
一个念头，冒险而又大胆的念头，开始在她心中萌芽。
既然娘家不容，夫家是地狱，那能不能……逃？逃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去？
这个想法让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远比设计钱家要危险得多！
这是在挑战整个社会的伦理纲常！
一旦事发，不仅阿秀可能面临更可怕的后果，连帮助她的人也会被牵连，名声尽毁，甚至获罪。
过程艰难——这四个字的分量，此刻沉甸甸地压了下来。
她能做什么？
她有钱吗？有一点，但不多，且来源受限。
她有人吗？只有一个柳嬷嬷和几个还算忠心但能力有限的小丫鬟。
她有渠道吗？几乎为零，她连侯府大门都难出。
无力感几乎要将那刚刚冒头的念头掐灭。
但她看着柳嬷嬷那同样充满忧愤却又无可奈何的脸，忽然想起自己成功救出栓柱后那份微薄的成就感和与柳嬷嬷之间加深的联结感。
如果……如果她能再帮一个呢？
这种冲动并非毫无来由的圣母心，而是源于一种更深层的、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变化：她正在逐渐将自己代入“沈清辞”的身份，正在真切地感受着这个时代女性的共同命运。帮助她们，仿佛就是在帮助无数个可能遭遇不幸的“自己”。
这是一种基于性别处境的、最原始的互助本能，正在战胜“陆铮”灵魂里的冷漠和利己主义。
“嬷嬷，”沈清辞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异常的冷静，“你说……如果阿秀不想回去，有没有可能……离开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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